参寥领悟，索回和作，纳入袈裟袖第中，用杭州土话说道：
“罪过公，悔不先与公话。”14
和《归去来兮辞》后，苏轼意犹未尽，又把陶的原作拆散，写成《归去来集字十首》。
自到海南后，苏轼对于道家神仙之说，已经远无初到惠州那时的狂热；而这晋代田园诗人，却恍然如在身畔，行起坐卧，似同一室，他和我们一样，两只脚踏在这痛苦的大地上，和我们共同享有从这大地上生出来的悲欢和苦乐。
不过，陶苏二人经验不同，天分有别。渊明意主澹逸，诗语“微至”已足；东坡豪迈，故多豁达之辞。所以轼虽和陶，而意境不同；苏轼学不到渊明的澹逸，但他也自有其恢诡陆奇的达人本色，各有不同的精神面貌。
正如我们眼前有这样两个人：一个是三家村中的恂恂宿儒，神闲气静，眉目清澄，语言全从平凡的情理出发，令人觉得可亲；一是做过大事、经历风涛的豪士，眉宇轩昂，英气内敛，辞锋犀利而坦率，令人觉得豁达。前者是陶潜，后者便是苏轼。
渊明的人生哲学，寓于“形、影、神”三诗之内，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恬淡主义者，他的生活理想，但求平淡安适。
他认为人有生死，与草木之有荣枯一样，死亡既是不可避免，则有生之日，便该从容享受酒与感官的快乐。
形是身，影如名，形影不能分离，故“身没名亦尽，念之五情热”。既然人有必然要死的命运，形影皆空，所以人生应该听任“神”之自然，“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不必刻意惜生，徒然陷形神于无助的痛苦之中。
苏轼则好以浪漫的神秘知觉来体验人生。他认为大千世界中，一切形象变化，弹指顷事，微不足道。唯有物我心灵间的妙悟，超脱形象之外，始入永恒。
他认为形与影相因而成，随物而化。形如火上之烟，火尽，烟即消失。人之形体，不但要因时间的摧残而老衰，甚至一念前后，已失其故，所以不足依托。
影如镜中之像，镜子坏了，而影仍不灭，因它“无心但因物”，万变而不竭。
道家的仙境，释氏的佛国，都很渺茫。本想跟从陶翁，避到酒乡去住，无奈醉有醒时，依然难逃人生劫数。
回顾平生，真同儿戏，被人指目毁誉，了无意义，不如弄起一把火来（弄火，佛语），好的坏的一起烧了，从此肩上没有负担，“神”就自然超脱。
陶、苏二人，对人生的基本观念，歧异在此。
苏轼初至海南，即将自扬州和陶《饮酒》起至绍圣四年丁丑十二月止，所作和诗一百零九首，检寄苏辙，要他作“叙”，意欲单独别为一集。后在海南，续有和作，至元符三年四月，闻赦命后，写成最后一首《和陶始经曲阿》诗止，共得一百二十四首，辑成《和陶别集》。
《和陶归去来兮辞》与《归去来集字十首》不在前数之内。因为前者不是诗，后者不是和作，只能算是附录。
苏过作《志隐》一篇，自跋云：“……遂赋《志隐》一篇，效昔人解嘲、宾戏之类，将以混得丧，忘羁旅。非特以自广，且以为老人之娱。”全文甚长，姑引片段，聊见一斑：
大块之间，有生同之。喜怒哀乐，巨细不遗。蚁蜂之君臣，蛮触之雄雌。以我观之，物何足疑？彭聃以寒暑为朝暮，蟪蛄以春秋为期颐。孰寿孰夭？孰欣孰悲？况吾与子，好恶性习，一致同归。寓此世间，美恶几希。乃欲夸三晋而陋百粤，弃远俗而鄙岛夷。窃为子不取也。子知鱼之安于水也，而鱼何择夫河汉之与江湖；知兽之安于薮也，而兽何择于云梦之与孟诸。松柏之后凋，萑苇之易枯，乃物性之自然，岂土地之能殊乎？……这篇文章之整个风格，特别是气势与雄辩这一特色，将它置于《东坡集》中，恐怕谁也无法分辨。尤其全文立意，脱胎于庄子齐物哲学而成其旷达，简直就是苏轼人格之再现。难怪老人读了，不禁大喜道：“吾可以安于岛夷矣！”
苏轼有意跟着自写一篇《广志隐》，更深一层来讨论穷通得丧之理；但对儿子，却劝他作《孔子弟子别传》。儿子还年轻，应该接受儒家的正统思想，求为世用，而不该走老庄这条路子。这也是天下做父亲的人，同样的苦心。
父子二人，在桄榔庵里，以努力写作排遣孤寂。余下时间，他又勉励儿子抄书。那个时代，雕版印刷术虽已出现，但是书籍的流布还不太广，求书仍不甚易，读书士子还是习惯于手抄经史，因为抄书不但可以免费得书，还能帮助记诵，练习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