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十年间，以文章报国的二苏，汇集的专卷一定最厚，随便抽出一篇来，任意加点解释，就可叫他们死有余辜。苏轼能不忧心忡忡？
到了元符二年（1099）九月，这个政治报复的血腥运动，更成立了专职机构——诉理局，有计划、有组织地大肆诛求罗织起来。事由安惇进言：
陛下未亲政时，奸臣置诉理所。凡得罪熙丰之间者，咸为除雪。归怨先朝，收恩私室。乞取公按，看详从初加罪之意，得依断施行。这是很明显地要尽复十年前熙宁、元丰年间的旧案，包括已经赦免或昭雪的在内。蔡卞劝章惇专设这个诉理局，搜索检查一切旧档，命蹇序辰、安惇看详。因此，重新得罪者八百三十家，士大夫虽远在千里，也被官司会同逮捕、严刑侦讯，竟有很多人因清算而受钉足、剥皮、拔舌之苦。
政治这东西，一朝变成个人权力时，就没有不被滥用，亦几乎没有不血腥满地的。实际政治像头十分饥饿的怪兽，永远要吃掉其他任何东西，无休无止。
在此黑暗时代，民有二蔡（蔡卞、蔡京）二惇（章惇、安惇）之谣。二蔡二惇固然罪可通天，但是哲宗惑于女宠，将权力授于豺虎，而昏愦不省，终是不可原谅的。
在这一次再起的大风波中，原已编管横州的秦观，再徙雷州。少游凄怆作诗曰：“南土四时都热，愁人日夜俱长。安得此身如石，一时忘了家乡。”8语极酸楚。张耒和晁补之都坐降为监当官。
吕升卿按察广南的任命，虽被曾布等拦住了，不能直接施毒于二苏。但是他的弟弟温卿，为浙江运使，便专捡与苏轼亲厚的人来下手，以泄私愤。先起钱世雄（济明）狱，又举发廖明略事，二人皆被废斥。后来有个僧人，与参寥有点嫌隙，举发参寥冒名使用度牒，其实他本名昙潜，是苏轼替他改名道潜。经查，果与度牒不符，径即判令还俗，编管兖州。9
此事发生之前，参寥原本打算带了他的徒弟颖沙弥度岭过海，到昌化来看望苏轼的。苏轼得书，连忙复书劝阻，书中言渡海当时的危险，是他来时亲身的经验。如云：
……转海相访，一段奇事。但闻海舶遇风，如在高山上坠深谷中，非愚无知与至人，皆不可处。胥靡遗生，恐吾辈不可学。若是至人无一事，冒此险做甚么？千万勿萌此意。颍师喜于得预乘桴之游，所谓无所取裁者，其言切不可听。相知之深，不可不尽道其实尔。自揣余生，必须相见，但记此言也。在千年前交通困难的情况下，要从浙江杭州到海南岛来探望一个落难的朋友，这种风义，简直难以想象。苏过也深为感动，作诗附寄曰：“……道人航海曾何劳，久将身世轻鸿毛。只恐西湖六桥月，无人主此诗与骚。”（《斜川集》）
此函发后，参寥已经被迫还俗，编管兖州，当然也不能来了。钱世雄本来代为照顾苏轼宜兴的家属，被祸前，还寄“异士太清中丹”来给苏轼服用，现在，却都失去音讯了。
上年董必纠举昌化军使张中，派兵以修缮伦江驿就房店为名，实与别驾苏轼居住一案。元符二年二月，朝廷处分下来，张中被“冲替”（免职、另候任用），权知广南西路都钤辖程节、户部员外郎谭棪、提点广南路刑狱梁子美皆坐失察罪，各遭降级处分。
张中将去，轼作《和陶与殷晋安别》赠其行。人在孤苦中，同伴骤别，不比寻常，真有摧肝裂胆之痛，苏轼此诗，也非常凄怆。如曰：
孤生知永弃，末路嗟长勤。久安儋耳陋，日与雕题亲。海国此奇士，官居我东邻。卯酒无虚日，夜棋有达晨。小瓮多自酿，一瓢时见分。仍将对床梦，伴我五更春。暂聚水上萍，忽散风中云。恐无再见日，笑谈来生因。空吟清诗送，不救归装贫。初送张中诗，虽记往来事迹，但仍透着无比的凄凉。
谁知张中这个性情中人，不忍抛撇苏轼父子，从三月初挨到是年十二月，一直逗留了十个月，迟迟其行。到此真已迫得非走不可时，才来辞行。这天他就在苏家坐了一个通宵，所以苏轼再送张中诗《和陶王抚军座送客》，反而安慰这个行者：“汝去莫相怜，我生本无依。”“莫作往来相，而生爱见悲。”张中坐到天亮，苏轼别绪依依地说：“悬知冬夜长，恨不晨光迟。”
《和陶答庞参军三送张中》诗，则是老人一片慈心的诤言。张中少学兵法，甚好谈兵，才智非不如人，功名却无缘分。苏轼认为徒然愤懑，无补于事，该趁年富力强之日，果断去边疆治兵，学以致用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