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家人朋友
苏轼南迁，远窜惠州，后又渡海而去“非人所居”的昌化，都由稚子苏过随侍。朝云逝世后，老人生理昼夜寒暑一切生活上的需要和杂务，都由苏过一人担承，从不嫌烦嫌难，这已非常难得。他还要常常陪着老父出游，游必有诗，则过也必有和作，意在取娱老人。所以轼作《和陶游斜川》诗中，曾经非常得意地说道：“过子诗似翁，我唱而辄酬。未知陶彭泽，颇有此乐否？”
绍圣五年（1098）戊寅岁的上元，军使张中约了苏过到他家去度节，老人独自看家，静观蜥蝎盘在月照的窗上，风吹帏幔，似能听到虫子被震动落地的声音。靠在床上，不觉睡去，梦见了故世已经五年的亡妻同安君。醒后，凄然有感，作诗曰：“……灯花结尽吾犹梦，香篆消时汝欲归。搔首凄凉十年事，传柑归遗满朝衣。”
至元符三年（1100）庚辰的上元节，记起前年此日，独自看家，梦见王夫人的事，不觉一晃又已两年。想到过子从他南迁之初，还只二十三岁，遂尔抛撇妻儿，跟到南荒来，一切家务杂事，靠他一个人操作，这且不说，年轻夫妇如此茫茫无期的隔绝，苏轼虽喜子媳笃孝，却不能没有愧歉。于是作《追和戊寅岁上元》诗，缀以自跋曰：
戊寅上元，余寓儋耳，过子夜出，余独守舍，作违字韵诗。今庚辰上元，已再期矣。家在惠州白鹤峰下，过子不眷妇子，从余来此。其妇亦笃孝。怅然感之，故和前篇，有石建、姜庞之句。又复悼怀同安君，末章故复有牛衣之句，悲君亡而喜余存也。书以示过，看余面，勿复感怀。破家，本是政治流窜必有的副产品，而忠与孝，皆是人被陷入悲剧才能彰著的性行，俗语所谓“家贫出孝子，板荡识忠臣”者，即是此意。但是，苏过也非无所得，《宋史》说：“其叔（辙）每称过孝，以训宗族。且言：‘吾兄远居海上，惟成就此儿能文。’”只是叔党（过字）“丁年而往，二毛而归”，所付的代价，委实浩大。
苏辙家生了第四个孙子斗老，这是难得的一个喜讯。苏轼高兴得连忙写首诗去贺他。诗中有“无官一身轻，有子万事足”句，成为中国人千年来口头常说的俗谚。又说“不须富文章，端解耗楮竹”，“早谋二顷田，莫待八州督”，则深深表现出他对文学生活的空虚，政治事业的厌恶。
苏过从海船上接到大哥寄来的书信和酒，报之以诗，从弟苏远遂有和作，都粲然可观。苏辙写信来与老哥自相庆幸，轼赋诗寄诸子侄，篇首自况曰：“我似老牛鞭不动，雨滑泥深四蹄重。汝如黄犊走却来，海阔山高百程送。……”这是任何一个老人生命中最大的快慰。“六子晨耕箪瓢出，众妇夜绩灯火共。……但令文字还照世，粪土腐余安足梦。”年龄使人从绚烂归于平淡，苏轼对子弟们的期望，只是非常朴素的耕读传家的统续。
自章惇执政以来，凡是与二苏较为亲近的人，不论其为朋友、宾从或门人，几乎无一不遭祸殃。在这样血腥满地的政治风暴中，为了避嫌远祸，士大夫朋友们绝对不敢再与二苏通问讯，甚至从前日夕相从的门生故吏，也断了音息。流人的孤立和寂寞，都是无可逃避的命运。
《致侄孙元老书》，自述海外生活情况曰：
……老人住海外如昨，但近年多病瘦瘁，不复如往日，不知余年复得相见否？循、惠不得书久矣。旅况牢落，不言可知。又海南连岁不熟，饮食百物艰难；又泉、广海舶不至，药物酱酢等皆无，厄穷至此，委命而已。老人与过子相对，如两苦行僧尔。《与程全父（天侔）书》说他生活的寂寞曰：
……流转海外，如逃空谷。既无与晤语者，又书籍举无有。惟陶渊明一集，柳子厚诗文数策（册）。常置左右，目为二友。……某与小儿亦粗遣，困穷日甚，亲友皆疏绝矣。公独收恤如旧，此古人所难也。苏轼渡海后，亲如苏门四学士的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等，或其本人也在祸害播迁之中，或则惊惶于政治迫害的刀锋边缘，所以都无法与这位流亡中的老师通音问。老人非常怀念他们，《和陶拟古》诗曰：“主人枕书卧，梦我平生友。忽闻剥啄声，惊散一杯酒。”周彦质介绍一个叫郑清叟的士人从惠州渡海来见苏轼，复书云：“李公弼承许远访，何幸如之。海州穷独，见人即喜，况君佳士乎！”老人情怀孤独，“见人即喜”四字，披沥无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