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大防年迈，本已有病，扶疾上路，行至虔州的信丰，不支而死。事闻于帝，皇帝问：“大防何事赴虔？”可见像如此流窜前任首相的大事，章惇也竟敢只手遮天，矫诏擅行，则其他还有什么不能做的。
范纯仁此时，已经两目失明，闻命，怡然就道。每次听到他家子弟抱怨章惇时，一定怒言制止。途中，舟覆于江，纯仁衣履尽湿。他回头对诸子说道：“此岂章惇所为！”其人之气度如此。
四年三月间，在惠州的苏轼已经听到苏辙被贬过岭的消息，不过传闻的谪地是西容州；又听说这次同遭严谴的，还有许多人。苏轼不知其详，恐怕自己若又不得安居惠州，如何得了。当即派人驰函广州太守王古，托再确实查看文报。书云：
……又见自五羊（广州）来者，录得近报，舍弟复贬西容州，诸公皆有命。本州亦报近贬黜者，料皆是实也。闻之忧恐不已，必得其详，敢乞尽以示下，不知某犹得久安此乎否？可密录示，得作打叠擘划也。忧患之来，想皆前定，犹欲早知，少免狼狈。非公风义，岂敢控告，不罪，不罪！人回，乞数字。苏轼的忧恐，并非无因，盖元祐大臣中，章惇最忌三人：苏轼的声望和与皇帝近密的关系，范祖禹的学问气节，刘安世的刚强敢言。非置之死地，总觉夜不安枕。这次再度掀起斩草除根的大浪潮，怎么会轻易放过他们呢？
四年闰二月甲辰，章惇重提旧说，以为苏轼、范祖禹、刘安世虽谪岭南，责尚未足，于是有再贬之命：范祖禹徙宾州，刘安世徙高州，苏轼则被摈海外，责授琼州别驾，移昌化军安置。
劾疏初经皇帝批交执政议贬，当论及刘安世时，传有这么一个故事：
绍圣初，逐元祐党人，禁中疏出，当责人姓名及广南州郡，以水土美恶系罪之轻重而贬窜焉。执政聚议，至刘安世器之时，蒋之奇颖叔云：“刘某平昔人推命极好。”章惇子厚以笔于昭州上点之云：“刘某命好，且去昭州，试命一回。”36苏轼之再贬儋耳，据传祸起于他《纵笔》一诗：“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传至京师，被章惇看到，惊曰：“苏某尚尔快活耶！”37
其实，章惇要将这三个眼中钉拔去，蓄意在胸，有没有这《纵笔》一诗，有没有蒋之奇这一句话都是一样。这两个故事，同样形容章惇对前任大臣性命攸关的处置，却出以这样的态度，虽不能尽信，却十足表现他的轻佻、跋扈，和以国事为儿戏的荒唐而已。
四月十七日，诰命颁到惠州。惠守方子容以非常沉重的心情，亲将诰命送交苏轼，并且说出一个故事来。
“吾妻沈氏，向来礼拜普光王菩萨（僧伽）。有一夜，梦见僧伽来告别，沈氏问菩萨将到何处去，答云：要伴苏轼同行，后七十二日有命。算到现在恰巧是七十二日，岂非凡事都已前定，不必忧恨。”
苏轼坦然答道：
“世事，哪一样不是早有定命的，不必待梦而知。然而我是何等人，竟劳和尚辱与同行，莫非前世与有宿缘吗？”38
僧伽，唐朝的高僧，葱岭以北的何国人。龙朔初年，来西凉府，次历江淮，后在泗州建刹，屡着神异，尝现十一面观音形，人益信重，唐中宗褒其寺曰“普光王”。苏轼从前每进淮泗，必致敬于普照王塔，诗文偈说，备载集中。现在危难中，是否真是这位屡显神异的菩萨，要呵护他渡海呢？
苏轼目前的燃眉之急，是身上的钱不够用，一路上要盘缠，到得海南要食住开销。急切之间，如何筹措？谪官有点折支薄俸，已经三年，屡经申请，分文领不到手，迫不得已，只好再函广守王古帮忙。书曰：
某忧患不周，向者竭囊起一小宅子，今者起揭，并无一物，狼狈前去，惟待折支变卖得二百余千，不知已请得未？告公一言，傅同年必蒙相哀也。如已请得，即告令许节推或监仓郑殿直，皆可为干卖，缘某过治下，亦不敢久留也。猥末干冒，恃仁者恕其途穷尔。死罪，死罪！苏轼久请不得的三年折支（实物配给券），市场变卖估计只得二百余千，这还是“省钱”，十足计算，止有百五十余千，然而他被逼得要说“必蒙相哀”“恕其途穷”的话，此与陶潜乞食，感激之下，居然说要“冥报相贻”，其情类同。非亲至其境，不能像王维那样妄加菲薄。
奉告命后越一日，即四月十九日，苏轼留家属在惠州，带了苏过动身走了。到博罗县，县令林抃来送，此时他才知道王古被劾“妄赈饥民”，降调袁州，叹惋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