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之才公毕离惠，苏轼追饯于博罗香积寺。寺下有道溪水，水势很大，苏轼认为如筑一座周围百步大小的水塘，置水闸，利用这注水力作碓磨，使转两轮而举四杵，可以帮助寺僧砻米。他将这意见向在座的林抃说了，林令也就认真地去做，苏轼很是高兴。
惠州自水东（归善县）至水西（惠阳），中隔东江，行人如织，一向用简陋的竹浮桥通行，但是江流峻急，竹桥甚易冲坏。苏轼认为如用罗浮道士邓守安的建议，改用船桥，就可一劳永逸。其方法是以四十舟联为二十舫（两船相并为舫），铁锁石碇，随水涨落，以渡行人。
苏轼发动有力者如程之才、漕使傅才元和惠守詹范等协力筹措经费，自己没有很多钱，连朝服用的犀带也捐了出来，邀邓道士来惠州同住，经办此事。一两月间，即已竣工，名之曰“东新桥”。
州西丰湖上，原有长桥，屡作屡坏。栖禅寺僧希闻大力改造，筑进两岸，造飞楼九间，全用石盐木构筑，坚如铁石。苏轼热烈赞襄，但他无力捐献，只好远向苏辙的夫人史夫人劝募，史夫人把从前内宫所赐的金钱数千都捐出来了。
两桥落成之日，当地的老百姓欢欣鼓舞，苏轼《两桥诗》说：“一桥何足云，欢传满东西。”又曰：“父老喜云集，箪壶无空携。三日饮不散，杀尽西村鸡。”人民对生活建设的热烈反应，盛况空前。
苏轼来惠州途中，曾游广州白云山麓的蒲涧寺，非常欣赏有名的蒲涧水，诗言：“不用山僧导我前，自寻云外出山泉。千章古木临无地，百尺飞涛泻漏天。……”对此甘冷异于常流的泉水，印象十分深刻。
至绍圣三年（1096）冬，罗浮道士邓守安又为苏轼说起一件广州人民饮水的大事。其时章楶（质夫）已罢知广州，接任者王古（敏仲），是故相王旦的文孙，王素的侄子，与知友王巩是从兄弟行，以江淮发运使进宝文阁待制，知广州。苏轼与王家两代知交，他就将这福利广州市民的供水计划，建议敏仲来做。书言：
罗浮山道士邓守安，字道立，山野拙讷，然道行过人，广惠间敬爱之，好为勤身济物之事。尝与某言，广州一城人，好饮盐苦水，春夏疾疫时，所损多矣。惟官员及有力者得饮刘王山井水，贫下何由得？惟蒲涧山有滴水岩，水所从来高，可引入城，盖二十里以下耳。若于岩下作大石槽，以五管大竹，续处，以麻缠漆涂之，随地高下，直入城中。又为一大石槽以受之，又以五管分引，散流城中，为小石槽，以便汲者。不过用大竹万余竿，及二十里间用葵茅苫盖，大约不过费数百千可成。然须于循州置少良田，令岁可得租课五七千者。每岁买大筋竹万竿，作筏下广州，以备不住抽换。又须于广州城中，置少房钱，可以日掠二百，以备抽换之费。……王古果然是个勇于为民做事的好官，接纳苏轼的建议，立刻着手进行。经他实地勘测度量，竹管从蒲涧出山，循平地直达广州东郭，长仅十里。所以只要大竹五千竿就够铺设了，照前函预算还可减少一半。
引蒲涧水的竹管装起来了，苏轼高兴之极。但是那么长的一条暴露地上的水管，难免发生通塞的问题。苏轼再函敏仲，提出他的办法：
闻遂作管引蒲涧水，甚善。每竿上须钻一小眼，如绿豆大，以小竹针窒之，以验通塞。道远日久，无不塞之理。若无以验之，则一竿之塞，辄累百竿矣。仍愿公擘划少钱，令岁入五千余竿竹，不住抽换，永不废也。惠州新建海会禅院，法堂甚为宏壮，苏轼已助了三十缗钱。院旁有一山陂，从寺右弯弯曲曲地绕前面山麓，长达一里；左边原来筑有长堤，与丰湖为界，潴为鱼塘，每到年终，封闭塘口，就可竭泽取鱼。苏轼打算将这鱼塘买下来，然后鸠工牢筑下塘，永不开口，塘水涨溢，湖鱼就可自由出入丰湖了，所活鳞介，岁有数万。他为这个放生池，几乎是倾囊以赴，本地也有几个人出钱相助，还是不够，只好写信向程之才和老弟苏辙化缘，不久，如愿作成。
这海会禅院，今名永福寺。放生湖仍在，惠人刻磨穹碑立于道旁，大书“宋苏文忠放生湖”。
苏轼在惠州，只是个垮台的罪官，贫穷的异乡人，应该自顾不暇。他却倾出满怀热情，凡是有益于人的事，只要力所能做，无不立刻伸出手来，尽力而为。在惠州这几年，着实做了不少利人济物之事，但他还对朋友慨叹道：“老人没用处！”（《致程正辅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