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心境的平和，由于他已完全看透了人生。到惠州后数月，答参寥书，有极善譬喻的自述：
……某到贬所半年，凡百粗遣，更不能细说。大略只似灵隐天竺和尚退院后，却在一个小村院子，折足铛中，罨糙米饭吃，便过一生也得。其余，瘴疠病人，北方何尝不病？是病皆死得人，何必瘴气？但苦无医药。京师国医手里死汉尤多。参寥闻此一笑，当不复忧我也。……岭南地热，春来特早，一过了年，就已百花齐放。大地上缀满了缤纷的彩色。苏轼寓居嘉祐寺，也和在黄州一样，日常以各处闲逛为消遣。绍圣二年正月二十六日，他和几个朋友“野步”走到嘉祐僧舍东南，见有一个本地人家，院子里杂花盛开，色香浓郁，苏轼禁不住扣门求观。
出来应门的林姓老媪，白发青裙，青年守寡，独居已经三十年。苏轼感叹之余，写下一首色彩非常浓艳的名诗：
缥蒂缃枝出绛房，绿阴青子送春忙。涓涓泣露紫含笑，焰焰烧空红佛桑。落日孤烟知客恨，短篱破屋为谁香。主人白发青裙袂，子美诗中黄四娘。最奇的是兄弟同在如此严重的患难中，他写寄苏辙的万里家书，却只传授在惠州啃羊脊骨的美味，好像一个向来寒素的老饕，道其一饮一啄的喜悦。书言：
惠州市井寥落，然犹日杀一羊。不敢与仕者争，买时嘱屠者，买其脊骨，骨间亦有微肉，热煮漉出（不乘热出，则抱水不干），渍酒中，点薄盐，炙微焦，食之。终日抉剔，得铢两于肯綮之间，意甚喜之，如食蟹螯，率数日辄一食，甚觉有补。子由三年食堂庖，所食刍豢，没齿而不得骨，岂复知此味乎？戏书此纸遗之。虽戏书，实可施用也。然此说行，则众狗不悦矣！苏轼竭力挣扎，就是要挣脱这三十多年来的邯郸大梦。但是梦虽醒矣，却发现自己已被政治迫害所捆缚，茫茫来日，不知将有怎样的命运来到，仍然不免有心如“挂钩之鱼”那样的痛苦与焦灼。一天，他从嘉祐寺徒步上山往松风亭，山径陡峭，足力不济，坐在路隅休息时，忽然得了彻底的解悟。作《记游松风亭》短文曰：
余尝寓居惠州嘉祐寺，纵步松风亭下。足力疲乏，思欲就林止息。仰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谓如何得到？良久，忽曰：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由是，如挂钩之鱼，忽得解脱。若人悟此，虽兵阵相接，鼓声如雷霆，进则死敌，退则死法，当恁么时，也不妨熟歇。四 借刀杀人之计
宋不杀大臣，是太祖高皇帝手定的家训，没有人敢于违背，“违则不祥”。苏轼既被窜逐岭外，几乎已是最重的惩治了，若不另有新的布置，甚难再度给予致命的一击。
唯有熟悉苏家家事的章惇，才能想到利用程之才与他有先世宿怨这个过节，设下借刀杀人的毒计。
程之才，字正辅，苏母成国太夫人的胞侄，也是苏轼亡姊八娘的夫婿。苏程两家本是“亲上加亲”的至戚，不料八娘嫁过去后，不得舅姑欢心，不得志而死，似乎不是善终。老苏痛失爱女，愤恨之极，作《苏氏族谱亭记》，对程家大肆毒骂，不但从此断绝与岳家来往，并且告诫子孙，不认这门亲戚，即使成国太夫人逝世，也不通讣吊。横亘在这两代间的怨隙，自仁宗皇祐五年（1053）至今哲宗绍圣二年（1095），已经四十二载，可以说是非常根深蒂固的了。
章惇知道苏程两家有这一段宿怨，所以特别起用程之才做广南这一路的提刑。提刑，即是世俗所谓巡按大臣，代表朝廷，巡察地方，有发奸摘伏、整肃官吏的大权；而且程之才本人也是个非常精干、敢作敢为的健吏，用他来对付一个流落在岭南的罪官苏轼，尽可以杀人不见一滴鲜血。
提刑驻节韶州，苏轼路过该地未久，程之才就跟着到任了。绍圣二年正月，新任提刑按临广州之后，他是必定要到惠州来的。与程家绝交时，苏轼还只十八岁，现在，他不知道要怎样与这位名分上既是表兄，又是姊丈的宪使见面。这是桩非常难处的事情，并不一定为了内中隐伏有什么杀机，苏轼甚为踌躇。
苏轼再三思量，这种事，除了挺身出来，面对现实，没有其他办法。程之才还在广州，苏轼就托与他同游大云寺的程乡县令侯晋叔，先为致意，探探之才的反应。
侯晋叔来回话：程之才示结非常关切，于是苏轼第一次写了给他的短柬：
近闻使旆少留番禺，方欲上问候，长官来，伏承传诲，意旨甚厚，感怍深矣。比日履兹新春，起居佳胜，知车骑不久东按，倘获一见，慰幸可量。未间，伏冀以时自重。接着，接到苏辙来信说，在湖口见到程之才的儿子和媳妇，知道之才对他们不但没有恶意，而且颇为关怀。于是苏轼觉得轻松一点，继又写了第二封信，约他觌面晤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