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此行，游踪所至，皆有诗；从行的幼子苏过也几乎篇篇都有步韵之作，才华初露，头角峥嵘。做父亲的老怀欢慰，不言可喻，而最使他欣赏的是这小儿子，年纪那么轻，却也信起道家的养生法来，每天半夜里起来打坐；又学作赋，笔力甚健，所以苏轼《游罗浮山》诗说：
…………小儿少年有奇志，中宵起坐存黄庭。近者戏作凌云赋，笔势仿佛离骚经。负书从我盍归去，群仙正草新宫铭。…………绍圣元年（1094）十月初二，他们一行，间关万里，到达了惠州贬所。
三 初到惠州
提举杭州洞霄宫的章惇，既相天下，接替了吕大防的地位，他这一帮人物，便竞先报怨，其中以张商英的表现最为凶悍。初被召为右正言，立即上疏言：
元祐诸臣，一切所为，无非翦除陛下羽翼于内，击逐股肱于外，天下之势，岌岌殆矣。今天日清明，诛赏未正，乞下禁省，检索前后章牍，付臣等看详，签揭以上。商英是个热衷利禄的小人，但也颇有才干。元祐以来，极不得意，他要报复，遂定下了“一网打尽”的毒计。倘如照他疏述办理，就档存章牍来寻资料，则在当时尽废新法的国策之下，一切语言文字，皆是有凭有据的罪证，元祐臣工，还有谁能逃过这天罗地网？
哲宗朝绍述之祸的惨烈，从张商英言，“类编元祐群臣章疏及更改事条”一节，是肆毒缙绅、衣冠涂炭的一大始机。
五月间，章惇又把出名的凶手黄履引进朝来。秋七月，台谏官们便交章论司马光等变更先朝之法，为叛道逆理。竟然主张掘司马光、吕公著的坟墓，断棺暴尸。幸而哲宗将此问于许将，将对曰“此非盛德事”，才未实现，改为追夺赠谥，将墓上所立的神道碑，统统扑毁。
其时，朝中还留着一个铁面无私、刚正敢言的监察御史常安民，是他首先揭发蔡京之奸，又说：“今大臣为绍述之说，皆借此名以报复私怨。”指斥道：“张商英求官于吕公著，谀佞无耻，近乃乞毁司马光、吕公著神道碑；周秩为博士，亲定光谥为文正，近乃乞斫棺鞭尸。陛下察此辈之言，出于公论乎？”章疏前后至数十百上，皆不报。
新政派人人弹冠相庆，唯有资格最老的吕惠卿顶不得意，盖因他在政治舞台上演惯了戏，做工太好，一旦被人揭穿，便变得一文不值了。冬十月，诏以吕惠卿知大名府时，常安民进言于帝曰：“北都重镇，而除惠卿？惠卿赋性深险，背王安石者，其事君可知？今将过阙，必言先帝而泣，感动陛下，希望留京矣。”皇上很注意他这句话，决定试试看。吕惠卿至京，请面对，见了哲宗，一说到先皇帝时，果然伏地大哭。皇上厌恶极了，正色不答，惠卿之计不售。
常安民再论章惇颛国植党，乞收主柄，而抑其权。终被论为“党于苏轼兄弟”，出为滁州监酒税。
章惇党既已整肃死人，当然不会放过活口。虞策再攻苏辙以汉武帝比先朝，止守近郡，罪大责轻，请远谪以惩其咎。哲宗说：“已谪矣，可止也。”但右正言上官均又并攻吕大防和苏辙，说他二人“擅权欺君，窃弄威福，朋邪诬罔，同恶相济”，列举六大罪状，同时牵入李之纯和现在一力投靠的杨畏、虞策、来之邵等，说他们以前都是大防、苏辙的党羽，现在皆应同时清算。
于是，苏辙被特降为左朝议大夫知袁州。
这篇谪词，也出于林希的手笔，开头就说：“太中大夫知汝州苏辙，父子兄弟，挟机权变诈之学，惊愚惑众。……”
苏辙读到时，双手捧着告词，哭了。他说：“某兄弟固无足言，先人何罪耶！”10
这篇告词中，说到宣仁太皇太后之任用苏辙，则曰：“垂帘之初，老奸擅国，置在言路，使诋先朝。”林希代皇上撰文，竟使孙儿大骂祖母为“老奸”，陷哲宗于忤逆不道。利令智昏，连他自己想想也良心不安，据说某日，草制罢，掷笔于地曰：“坏了名节矣！”11
言官有言，三省同议，认为吕大防、刘挚、苏辙三人，所受处分，不过落职降官，黜知小郡，实在“罪重谪轻，情法相违”，请求更加详酌；而监察御史周秩则说：“挚与辙讥斥先朝，不减于轼，大防又用轼之所谋所言，而得罪轻于苏轼，天下必以为非。”章惇等又编了一张黑名单，列文彦博以次三十人，拟全部窜逐岭外。李清臣为反对章惇，所以进言：“更先帝法度，不能无过，然皆累朝先臣，若从惇言，必大骇物听。”皇上乃下诏曰：“大臣朋党，司马光以下各以轻重议罚，其布告天下。”这张黑名单中的元祐大臣，才得暂时幸免远谪，改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