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以曾布为翰林学士承旨。他是因为反对司马光修改役法而出知太原府的，现在迁官江宁府，过京，留拜承旨。四月，以张商英为右正言。他于元祐初为开封推官，首先反对变废新法，后来曾写信与苏轼，要为他往乌寺做“呵佛骂祖”的打手者，即是此人。这次还朝，夙愿得偿，他便奏请朝廷“检索元祐一朝前后章牍，付臣等看详签揭以上”，蓄意要将元祐九年来的当政人物一网打尽。
四月十二日诏改元祐九年为绍圣元年（1094），于是天下晓然，明白新皇帝决然要绍述神宗时代的新政了。
以人治为骨干的政治体制里，国家政策变更，必须从调整人事、汰旧换新入手，以司马光开创“元祐更化”之治，也是一样。不过，绍圣朝的政变，于人事更迭之外，另又挟着报复仇恨心理，皇帝要报复被太皇太后压制，被大臣漠视的仇恨；卷土重来的新政派官僚们，则要报复这多年来被排挤在外，投闲置散的怨愤。
仇恨与政治权力一旦相结合，则其将发展为种种非理性的恐怖行为，几乎可以认定为未来的必然。苏轼对于京朝近事洞若观火，新冒出头来的李清臣、邓润甫、杨畏、虞策、张商英以至传闻将登相位的章惇，都是他多年来的旧识，岂有不明白他们将要施展的手段？苏辙既罢，他将是第二个枪靶，也同样是无可逋逃的命运。
因为是无可逋逃的命运，所以他很沉着镇静，不愿把有限的时日，虚靡于无用的忧虑，他更日以继夜地与定州几个交好的同僚饮酒、作诗、听歌、言笑，欣赏蜜渍荔枝的美味和中山松醪的香醇。
形势比人强，势有所至，事乃必然。
诏告天下，改元“绍圣”不久，四月下旬，御史虞策就上言弹劾苏轼，说他从前所作诰诏文字，语涉讥讪，望朝廷给他一个清算。殿中侍御史来之邵疏曰：“轼凡所作文字，讥斥先朝，援古况今，多引衰世之事，以快怨愤之私。”他举述行“吕惠卿制词”中的“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输之政，自同商贾；手实之祸，下及鸡豚，苟有蠧国而害民，率皆攘臂而称首”；行“吕大防麻制”中的“民亦劳止，愿闻休息之期”；撰“司马光神道碑”中的“其退居于洛，如屈原之在陂泽”等为例，综结起来说：“凡此之类，播在人口者非一，当原其所犯，明正典刑。”
这种攻讦毫不新鲜，经历熙宁、元丰、元祐三朝，十余年间，沈括、何正臣、舒亶、李定、李宜之、朱光庭、傅尧俞、王岩叟、杨康国、赵挺之、王觌、贾易、赵君锡、安鼎、董敦逸、黄庆基那么多人，寻瑕摘疵的结果，都只能在文字里断章取义，曲解诬解，一脉相承地指为“讪谤君上”“讥议先朝”而已。虞策、来之邵更是低能，他两人所劾责的，竟是董敦逸、黄庆基、贾易曾经说过，且经朝议断为诬妄的旧说，现再重新搬弄，诚如上年（元祐八年）五月苏轼自辩札中所说：
臣自少年从仕以来，以刚褊疾恶，尽言孤立为累朝人主所知。然以此见疾群小，其来久矣。自熙宁、元丰间为李定、舒亶辈所谗，及元祐以来，朱光庭、赵挺之、贾易之流，皆以诽谤诬臣。前后相传，专用此术。……所谓“专用此术”，从另一方面足以证见苏轼虽在语言文字上受尽挑剔，吃足苦头，但其立身行事，光明正大，实在无懈可击，否则那么众多的耳目，寻瑕摘疵，何以都只能在咬文嚼字上做工夫？实在苦于没有材料也。
苏轼在中书舍人和翰林学士任上多年，撰作内外制，当年日以继夜，忙迫异常，档案中的存稿很多。在这么庞大的存稿中，要找影响附会的数据，应该甚易，但是虞、来等人却还只得拣别人说过的来说。可见黄州以后的苏轼，到底与少壮时期不同，语言文字上谨慎多了。
然而，政治这东西，讲求的是现实作用，有时候是并不讲理的。
当时的右相范纯仁，因皇帝每以中旨发表大臣的任命，侍从台谏的任用，也不经过宰相进拟，显已侵害了相权，违背典制。早于二月间任命李清臣、邓润甫时，他即向哲宗谏言道：
“陛下亲政之初，四方拭目以观，天下治乱，实本于此。舜举皋陶，汤举伊尹，不仁者远。纵未能如古人，亦须极天下之选。”
帝不纳。纯仁辞相，帝又不许。
攻击苏轼，自虞策、来之邵发难后，张商英也插了一手，訾议苏轼论合祭天地为非是。继则全台御史由赵挺之领头，会劾苏轼草麻有“民亦劳止”语，以为诽谤先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