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况，这些年来，边疆政治和边防军务，久被中朝忽视，两皆败坏不堪。苏轼认为，与其让宝贵的生命在如此混沌的政治社会里平白浪费，不如效力于需人做事的边疆，比较有点意义。
谈兵是苏轼的家学，轼辙兄弟，议兵议财，皆有特见。苏轼肯定自己能够做好这份工作。
这状子呈递上去后，朝廷仍然不肯接纳，而且诏令“断来章”，使他不能再说什么，只好硬着头皮，于十二月初到两学士守礼部尚书任上去了。
苏轼既已就任侍读学士，就以全副心力来继续担任辅弼圣学的工作。
依照中国的历史传统，君权是至高无上的。为防止绝对的君权发生权力泛滥的弊害，儒家只能从两个方向来约束它：一是抬出比君主更高的力量来作精神上的限制，这就是汉儒的“天”和宋儒的“理”；另一更具体的努力是用教育方式来把皇帝塑造于一定的理想模式中，即是“辅弼圣学”。这些努力虽然并不产生决定性的效果，但多少能够驯化权势，尤其对皇帝所施文化教育，所发挥的政治影响力，常常大于儒家在政治方面其他直接的成就。
基于此一认识，苏轼愿意倾力于此。
然而成长中的哲宗皇帝，相别虽仅四五年，面目却已完全不同。一个十七八岁的青年，正是对任何权威和成规心怀敌视的反抗时期。况自正位以来，太皇太后垂帘听政，朝廷大臣都当他是个不足论事的孩子，实际政务非但没有让他插手，甚至并不向他关白；即使指事垂询，大臣也不具对，自司马光开始，就是如此。皇帝渐渐长大了，宣仁太皇太后曾在宫中问他说：“彼大臣奏事，乃胸间且谓何，奈无一语耶？”皇上说：“娘娘已处分，俾臣道何语。”后来蔡京传说：“皇上说，垂帘时期，朕只见臀背。”15内心蕴藏不平，已非一日，终于造成心理上一道敌视的壁垒，一副偏激的成见，不愿听取太皇太后所用大臣们的任何言语，他只冷冷地等待“亲政”那一天的到来。
苏轼是看他从小到大的近臣，从眼前这青年皇帝的态度上，不会感觉不到那种乖异的不合作的态度，不愿听言的淡漠的神情。他抱着甚深的忧虑。
但他认为，皇帝总还年轻，假以时日，他会慢慢成熟起来的，身为保傅的人，目前只有加倍努力来开导这个青年的基本观念，指引正确的趋向，其重要等于抢救未来的国运。
苏轼迩英进读，第一次就讲汉武帝和唐太宗的不同，说武帝厌闻汲黯的忠言，太宗思念虞世南的耿直，所以，贞观大治，而武帝之世，盗贼半天下云云。从这个讲题推想，也许正为矫治这位青年官家不肯接纳他人意见的反抗态度而发，亦未可知。
苏轼这次呈递的到任谢表，内容简直就是一封谏书。他向这位皇帝学生掬诚进言道：
……乃知为国安危之本，只在听言得失之间。陛下即位以来，学如不及。问道八年，寒暑不废。讲读之官，谈王而不谈霸，言义而不言利。八年之间，指陈至理，何啻千万。虽所论不同，然其要不出六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勤，四曰慎，五曰诚，六曰明。……此六者皆先王之陈述，老生之常谈，言无新奇，人所忽易。譬之饮膳，则为谷米羊豕，虽非异味而有益于人；譬之药石，则为蓍术参苓，虽无近效而有益于命。若陛下信受此言，如御饮膳，如服药石。则天人自应，福禄难量。而臣等所学先王之道，亦不为无补于世。若陛下听而不受，受而不信，信而不行，如闻春禽之声，秋虫之鸣，过耳而已。则臣等虽三尺之喙，日诵五车之书，反不如医卜执技之流，簿书奔走之吏，其为尸素，死有余诛。伏望陛下一览臣言，少留圣意，天下幸甚。不幸这位皇上，现已不似从前那样听话，对于师保的进言，马耳东风，竟然毫不在意了。苏轼想尽诱导的办法，过了新年欢乐时期，正月二十六日重开讲筵时，他又从容向皇上说道：
人君为学，与臣庶不同。臣等幼时，父兄强迫读书，起初很苦，渐能自知好学，摸得一点趣向出来。要经历很久时间，才能培养出对读书发生“中心乐之”的爱好。必须有乐好之意，才能自求进步。古人所谓知之者不知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即是此意。陛下上圣，固然与中等资质的人不一样，然欲进学，亦须从好乐中悟入。停顿一下，苏轼续言道：
陛下之学，不在求名，不求人知，也不必为章句科举作计。但是要能周知天下章疏，观察臣下的人品、文章，辨析事理，此乃万几之政，非有学问，无所折衷尽理。这次，皇上听他讲得很有道理，有颇以为然的样子，苏轼就非常高兴。退后，对宰辅们讲述经过，很兴奋地说：“皇上天性好学，某将自汉至唐，择其君臣大节、政事之要，编为一书，以备进读。”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