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和上次一样，仍然寄寓兴国院东堂，表示伺候过皇上郊祀典礼的差使后，纵使不能言辞，亦将坚决要求外放。另一方面，苏辙是当今执政的副相，他是外臣，必须远避嫌疑，不便住到他的东府官邸去。
十一月十二日，皇帝驾幸景灵宫，苏轼为卤簿使，导驾前行。他的朋友蒋之奇、钱勰都是从驾的官员。
景灵宫建于祥符五年，在汴京端礼街之东，供奉宋太祖以次历代帝后的御容。皇帝亲祀郊庙，先至景灵宫行礼，谓之“朝献”。十三日宿斋太庙，行礼毕，启驾往开封府城南熏门外的南郊坛去，这是宋朝祭天的斋宫。
帝驾将至青城，仪卫森严肃穆，南郊大礼五使——宰相为大礼使、学士为礼仪使和卤簿使、御使中丞为仪仗使、开封府为桥道顿递使——的乘车刚到景灵宫东棂星门外时，忽然有赭伞覆盖的犊车和青盖犊车十余辆，争道不避仪仗，冲突而来。
苏轼大惊，马上叫御营巡检使去挡在车前，喝问：“西来者是谁？敢尔乱行！”车上人答道：“皇后、某国太夫人和大长公主。”
所谓某国太夫人者，通称国婆婆，是皇帝的乳母。
苏轼要他们补个状来。
驾抵郊坛，礼毕，苏轼对担任仪仗使的御史中丞李之纯说：“中丞职当肃政，不可不闻。”意思是要他出面纠举。李端伯因为这是皇后，表示不敢。苏轼便道：“某自奏之！”
他就在当日当地（青城），出疏上奏皇帝。先引汉成帝郊祀，赵昭仪从在属车间，扬雄献赋谏诤的故事，申明自古妇女不当参与斋祠的原则，继言今日之事，则是：
……郊祀既成，乘舆还斋宫，改服通天冠，绛纱袍，教坊钧容作乐，还内。然后后妃之属中道迎谒，已非典礼。况当祀事未毕，而中宫掖庭得在勾陈豹尾之间乎！……臣愚，窃恐于观望有损，不敢不奏，乞赐约束。皇帝看了，交给使者，那苏奏原疏驰送宣仁太后，明日中使传命，“申敕有司，严整仗卫”。
照往例，次日法驾回宫，皇后在朱雀门下迎接。这一天，宫中后妃也都未出宫门。14
苏轼来京，沿途章奏不绝，初则请辞新命，但朝廷的指挥是“为已差充卤簿使，大礼日迫，不许迁延”。继在南都再奏：“乞候过南郊，依前除臣一郡。”而今，南郊祀典已过，苏轼便立即奏乞越州。
越州即是浙东绍兴一带，与杭州为邻郡，相隔一条钱塘江而已。苏轼还很乐观，以为太皇太后会接受他的请求，遇到前在杭州、助其开治西湖的苏坚（伯固），便和他说笑道：“伯固可以再来同开会稽（绍兴）的镜湖！”
不料朝廷告下，非但不允外放越州的请求，且是诏迁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守礼部尚书的重任。
一身兼两学士职，在当时也是久未得见的“异数”。苏轼大出意外，惶恐力辞，札言：“闻命悸恐，不知所措。……岂徒内愧，必致人言。”然而，降诏依然不允。
苏轼在如此难以违拗的情势之下，逼不得已，只好收起这几年来无时无刻不在心中盘旋的乡心。一切退休生活的热望，恍如滚汤浇雪，霎时间消融得不见踪影。即此块然一身，绕室彷徨，不知如何自措起来。
从政以来，历经患难，数被污蔑，现在已是年近花甲的老人了，怎还可以再住京师，受狂热猎官的后辈任意糟蹋。于此，不能不使他记起老师欧阳修来。他们师徒二人，在性格上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宋史》说“修论事切直，人视之如仇，帝独奖其敢言”。又曰：“修平生与人尽言，无所隐。及执政，士大夫有所干请，辄面谕可否。虽台谏官论事，亦必以是非诘之，以是怨诽益众。”以至于在议论如何追崇皇帝生父濮王这件事上，被台谏御史们结伙围剿，焦头烂额；后来又被小人勾结罪犯，诬告他与己所抚养的甥女不干不净，制造帷薄不修的谣言来中伤他，摧辱他。欧阳修痛心之余，未及引年，请告老致仕。
盛德如欧阳修尚且如此下场，苏轼焉能不怕政治上全不讲理的机阱，他如再稍恋栈，则前途的吉凶祸福不卜可知，放逐流离，还是细事。
朝廷不可留，外放不获准。苏轼再三思量，只剩下一条路可行，请求给予一个重难边郡的任务。
治边的主要任务在于边防军务，而宋朝的传统，重文轻武，《宋史·余玠传》说：
今世胄之彦，场屋之士，田里之豪，一或即戎，即指之为粗人，斥之为哙伍。所以，守边之吏，如用文人，也大抵都是政治上很不得意的人才去边郡。这条路，志在猎取功名富贵的人，是不屑一顾的。苏轼决心“人弃我取”，以避祸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