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赵这份弹章，兼攻二苏，大部分的内容，尽是多人说过的那套陈腔滥调，重施舒亶、李定故技，新作料只有所举竹寺题诗一节，诬陷苏轼闻先帝之丧而心喜，实犯悖逆大罪。
指劾苏辙者，说他为中书舍人日，泄密命于吕陶；荐王巩为不当；张耒不俟朝参，先许供职。所责虽皆细事，但给他戴上一顶大帽子，曰：“苏辙厚貌深情，险于山川，诐言殄行，甚于蛇豕。”
劾苏轼的主要罪状，则为书于扬州上方竹西寺的那首小诗。被检举的原诗是：
此生已觉都无事，今岁仍逢大有年。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贾状说，先帝崩逝，人臣泣血号慕，苏轼却作诗自庆。原题“山寺”两句在前，“此生”两句在后，已经播于四方；后来迹不自安，才另增别诗两首，颠倒先后两句，题以元丰八年五月一日，调换诗板，欲自掩饰，其为悖逆，“可谓痛心疾首而莫之堪忍者”。
又指轼撰吕大防左仆射麻制，用了一句“民亦劳止，庶几康靖之期”。认为是将熙宁、元丰间的治道，比作周厉王时代的民劳板荡，“闻者股栗”。
另又拉扯一大堆废话做陪衬，说他差免役问题上的反复变乱，在杭州决配颜章兄弟为横暴立威；说他浮报灾情，虚言水利；说他西湖筑堤，科借居民什器，虐使捍江厢卒，只为自己游观之乐。
八月初三日，辅臣奏事延和殿，依次论及台谏交章，论及苏轼题诗竹寺一案时，苏辙即先代奏：
臣兄乙丑年（元丰八年）三月六日在南京闻裕陵遗制，成服后，蒙恩许居常州，既南去至扬州。五月一日在竹西寺门外道傍，见十数父老说话，内一人合掌加额曰：“闻道好个少年官家。”臣兄见有此言，心中实喜，又无可语者，遂作二韵诗，记之于寺壁，如此而已。今君锡等加诬，以为大恶；兼日月相远，其遗制岂是山寺归来所闻之语？伏望圣慈体察。今日进呈君锡等文字，臣不敢与。苏辙奏罢，表示不敢参与讨论，遂先下殿。
竹寺题诗，倒是一个新鲜材料，而且这罪名若是成立，是可以杀头的“大逆不道”。不过小人作伪技术非常拙劣，既谓轼诗已经播在四方，又说题尾日月是后所抽换，如朝廷根究，要见佐证，其言立败。事后，叶梦得游山光寺，还亲见该诗的“当时志刻”，叶梦得《避暑录话》有一条说：
子瞻山光寺诗……余尝至其寺，亲见当时诗刻，后书作诗日月，今犹有其本，盖自南京（都）回阳羡时也。始过扬州则未闻讳，既归自扬州，则奉讳在南京（都），事不相及，尚何疑乎！此案未了，贾易接连又上一章，根据御史中丞赵君锡言，苏轼曾派秦观、王遹往说君锡，诬指苏轼“交通言语，离间风宪”。
这件事，确是苏轼的冒昧行动，贻人口实。
贾易弹章，引赵君锡的话说：“昨日（七月二十七日）傍晚，从（御史）台回家，秦观来见，谢我荐他为秘书省正字。又说：‘贾御史的章奏（即言不可以秦观污辱文馆）中说“邪人在位，引其党类”，此意是在倾陷中丞，中丞应该赶快补进一状，其事可解。’”君锡认为苏轼仗势颐指御史中丞与侍御史自相攻击，阴险已极。
君锡说，他之举荐秦观，是因为秦的文学好，现才知道此人品行浮薄，所以要撤回前荐。
赵君锡又说，同一天的晚上，苏轼又派他的亲戚王遹来见，说两件事：
一、秦观为公所荐，今反如此，要加注意。
二、两浙灾伤如此，贾易、杨畏却说传言过当，要朝廷察其虚实。朝廷已从其奏，而给事、两谏官以为当听其账恤，不能先下核实之旨来阻碍赈济。台谏的议论不同如此，中丞岂可不为一言？
于是，贾易述赵的结论为：“君锡乃以为（秦）观与（王）遹挟轼之势，逼臣言事，欲离间风宪，臣僚皆云奸恶。”
秦观和王遹分别往见赵君锡，传苏轼的话，确有其事，苏辙曾奏：
“昨见赵君锡章，言臣兄轼交通言语事，晚间臣兄云：实有此，然非有所干求，已居家待罪。”
宋朝的制度，政务官不得与台谏往来，苏轼谓所传言，是这样的：一是希望荐主维护秦观；二是赈济浙西灾伤案，台谏与给事中持论不一，希望御史中丞赵君锡说一句话，以救两浙的灾民，绝无离间风宪之意。
秦观得除秘书省正字官，系王巩托由赵君锡认荐；而贾易反对说“不可令秦观污辱文馆”。秦观为了此事，要赴诉恩门，求救于举主，原是常理，苏轼不过顺便带了一句话：“秦观已被贾易言了，宜为朝廷珍惜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