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都，奉到尚书省札子：三省同奉旨，对于他前上辞免第二状，太皇太后降诏依然不允所请。苏轼再上第三状，举一前朝成例为必须回避的理由，请求在扬、越、陈、蔡各州中，随便给予一郡。其例为：
窃见仁宗朝王洙为学士，以其从子尧臣参知政事，故罢。臣今来欲乞依王洙故事回避。中古时代政治上，援引前朝典故是不成文法中最具强势的理由，十足表示辞意的坚决。然后他静静地住在张家，陪伴衰病的乐全老人，撰写《滕元发墓志铭》。
然而第三状仍然不能“遽回天意”，奉诏不许。苏轼徘徊斗室，自己从头检点，从治平二年（1065）自凤翔签判任上得替还朝，至今二十七年来经历的仕迹，一片心血，遭遇无穷的侮辱与不停的迫害，真如遍体陈伤，一一隐痛，可以覆按，他本来不愿再提这些往事，但是事到如今，若不从头细说，尽露本心，又绝不能够获得太皇太后谅解，也不会准他辞免；倘若贸然到京供职，则现在由刘挚独揽政柄的朝局下，原本在朝的苏辙且已栗栗危惧，不可终日，在他赴京途中，听说因荐王巩除知宿州事，已遭台谏安鼎攻击，在家待罪了。小苏尚且如此，何况大苏是众所忌嫉的目标，他若要来，那些刘相御用的台谏们，怎会放得过他，早已磨刀霍霍，等他送上去听凭宰割了。
再三考虑，只有向太皇太后从头诉说过往一切，归结为此行必然要被毁败的结果，恳求曲赐保全。
状中叙述英宗和神宗两朝，因蒙“二帝非常之知，不忍欺天负心”，所以上疏六千余言，极论新法不便，因此激怒王安石，招来谢景温的弹奏和冤诬，牵连发生乌台诗狱和黄州贬谪的经过。
哲宗立，起复还朝，因论差役雇役利害，得罪了司马丞相，又为程颐党人侧目，致被朔洛两派交相攻击；在经筵因论黄河不可回夺，开罪了执政，只好力求外放。而现在遭逢众怒的情形，并未消解，留朝，不过徒作牺牲，无裨国家。
苏轼原状最后一段话，说得非常沉痛：
臣之刚褊，众所共知。党人嫌忌，甚于弟辙。岂敢以衰病之余，复犯其锋。虽自知无罪可言，而今之言者，岂问是非曲直。所以不避烦渎，自陈入仕以来进退本末，欲陛下知臣危言危行，独立不回，以犯众怒者，所从来远矣。臣若贪得患失，随世俯仰，改其常度，则陛下亦安所用；臣若守其初心，始终不变，则群小侧目，必无安理。虽蒙二圣深知，亦恐终不胜众，所以反复计虑，莫若求去。苏轼甚至说：“若朝廷犹欲驱使，或除一重难边郡，臣不敢辞避，报国之心，死而后已。”
宣仁太皇太后虽然宽和仁厚，但却是个大事精明的女主。眼看范纯仁被刘安世劾罢以后，吕大防质朴无能，容易受人操纵利用，朝局将被朔党头子刘挚所独占，尤其内外奔竞爵禄的政客，如万流归壑，有一起归附刘相门下之势，所以太皇太后不次擢升苏辙，目的是用他来辅助吕大防，原欲建起一道权力制衡的堤防，防止刘挚独揽政柄。
刘安世久在谏垣，又收揽了一批丧家之犬的洛学门人，朱光庭、杨畏、贾易等人做他的羽翼，把持了言路。那个时代的政治结构中，台谏本是帝王的耳目，假使台谏官都成了宰相的附庸，为执政所用，则太皇太后岂不孤立于上，耳目尽蔽了吗？因此，她必须有个公忠体国、忠诚可信如苏轼者，依以防止权力下移，抵制刘挚辈的野心。
所以苏轼请辞，愈是说得呕心剜肺，太皇太后愈是紧紧抓住不放。
苏轼逗留南部，总不能永远趑趄不前，落个抗旨的罪责，遂于五月二十四日别了张方平，继续晋京。
苏轼为了表示决心请辞，所以单身赴京；到京之后，仍然保持外官的身份，也不住到苏辙的官邸——东府去。汴京有东府西府八座官邸的建筑，是神宗创置给政府执政所居之所。39
所以他便寄寓于开封城内第三条甜水巷里兴国寺的浴室院中，院僧慧汶招待他在东堂住下。
苏轼于五月二十六日上殿报到，二十九日赴阁门受诰命，但仍继续上疏，恳请于贺坤成节（七月十六日宣仁太皇太后诞辰）上寿后，仍乞外放。
六月一日供奉官梁迪奉旨宣召再入学士院，四日又奉诏兼侍读，至六月中旬才搬到西阙角附近的东府，去与苏辙同住。
苏轼住在兴国寺时，求退不能，心情沉重，无聊中翻阅寺中名人留题的诗卷，也看了自己当年的旧题，引起许多回想，顾念平生，无穷感慨。想到自己第一次到兴国寺来住时，还是个年轻的应举士子；经历三十余年的艰危困苦，一事无成，而今仍然还住东堂；当年的住持老僧德香早已死了，而自己也已是一个急欲归休的老翁，不禁对这空虚的人生，发出满含悲悯的一笑，作诗三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