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挚对曰：“君锡旧为吏部侍郎，欲令还旧官。”
太皇太后谕曰：“还他旧官甚好。”赵君锡欲升反降，弄巧成拙。
“轼诗亦须取一文状。”吕大防说。这是老官僚的手段，有一件认可的解释文字，省得以后再起波澜。
太皇太后说：“莫不消？”
刘挚对曰：“此事不可便已，今可令苏轼分析因依。”
太皇太后同意了。
于是，苏轼于初八日上《辩题诗札子》，指明三月初六在南都闻遗诏，至五月初，始在扬州竹西寺题诗，时间相距两个月。因为“臣初得请归耕常州，盖将老焉”。而淮浙间所在丰熟，故诗曰：“此生已觉都无事，今岁仍逢大有年。”臣实喜闻百姓讴歌吾君之子，出于至诚，故诗曰：“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
解释完了，苏轼始愤然结曰：“君锡等辄敢挟词诬罔，加以恶逆之罪，乞正国法。”
这场风波，以两罢来作解决，正是元祐朝一贯的作风。司马光逝世后，职业官僚当位，一切以巩固利禄为先，以和光同尘为手段，再也没有政治原则。官僚不敢得罪任何人，除非你站的地位，挡了他的前途，才和你拼。垂帘听政的宣仁太皇太后，像天下所有上了年纪的老夫人一样，凡事但求平静，碰上争执，不问是非，一味平抚，她只要保全祖宗的基业，太平无事，只等皇帝长大，便可以还政。因为如此，所以元祐之世，贤奸杂进，一切都不是司马当年的理想了。
不过，太皇太后对于苏轼，维护周至，仍以求避亲嫌的理由，除授为龙图阁学士知颍州军州事，诰词中且有“不为朕留”的话，所以苏轼作进上谢表：“……虽所向之奇穷，独受知于仁圣。力求便郡，盖常怀老退之心；伏读训辞，有不为朕留之语，殊施难报，危涕自零。”主恩深厚，在“不为朕留”四字中，表露无遗。
苏辙继以“缘臣忝冒，致之外徙，私意有所未顺”，上状请求与兄同出。不许，留任尚书右丞。
当兹扰攘初定，苏轼写信给王巩说：
自公去后，事尤可骇，平生亲友言语往还之间，动成坑阱，极纷纭也，不敢复形于纸笔，不过旬日，自闻之矣。得颍藏拙，余年之幸也。自是刳心钳口矣。续又一书云：
上状知已达。风俗恶甚，朋旧反眼，不可复测。某所被谤，仁圣在上，不明而明，但怜彼二子者，遂与舒亶、李定同传尔。此是苏轼对于这场风波的感慨，所遗憾者，只是他所尊重的朋友之道，如今已经荡灭无存。至如贾易之流，本来只是政治打手，除了怜悯之外，没有什么好说的。
十 东府感旧
苏轼出知颍州，太皇太后恩礼不衰，诏赐对衣一袭，金腰带一条，银鞍辔马一匹。临到要作谢表，使他想起儿时的一段故事——上了年纪的人，喜欢回忆旧事，苏轼也不例外。
当他还只十几岁时，父亲在念欧阳修的《谢宣召赴学士院仍谢对衣并马表》，他在一旁听得非常出神，老苏就叫他效作一篇，其中有两句是：“匪伊垂之带有余，非敢后也马不进。”老苏很高兴地称赞道：“你这孩子，留这两句将来可以自用。”现在他已五十六岁，以龙图阁学士出知颍州军州事，谢表上正好用得上去，只要略加头尾。如言：
臣衰不待年，宠常过分。枯羸之质，匪伊垂之而带有余；敛退之心，非敢后也而马不进。徒坚晚节，难报深恩。苏轼这次再度还朝，在京时间，虽然不满三个月，却使他看清楚了现在的朝局和刘挚这班政客的面目。这汴京，已被这帮有办法的时世儿大力霸占了，正如这条驰道，车走雷鸣，风驰毂击，一片噪音，都是他们驰骋，再也容不得外来的人了。即使你本来无意逗留于此，即使你钳口结舌，没有说过一句话，也逃不过无端的风雨。
苏轼之所以有这个譬喻，是因为寄寓苏辙的东府，确在西阙角相近的驰道之旁，夜中屡被车声骚扰，不能安睡，就又迷迷糊糊地想起了怀远驿的旧梦来了。时光过得真快，一晃三十年，当时兄弟同下誓言，做几年官，稍为积点衣食之资，便该及早求退，回乡去重寻风雨对床之乐。苏轼认为自己现在还有希望就从颍州溯江回乡，重尝家乡名产的石蜜与柿霜；但是苏辙地位不同，执政官不能轻言求去，不知何时可了。想到这里，这一生忧患劳瘁，五十六岁的老人，不禁有无边寂寞之感。作感旧诗（并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