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这次任内，先后调过三个通判，却都相处得很好。初为世交梅子明（灏）学士，苏州人。他是为了便于事亲，才自馆阁调来通守杭州。苏轼曾将得自文登海上的小白石，赠与其父作枕，寄诗有“爱子幸僚友，久要疑弟昆”的话。可惜在任未久，调职他去。
次为袁毂，字公济，一字容直，四明人，则是开封举人试的同年。
当时，袁毂考第一，当解元；苏轼考的是第二。但至省试，他却后于苏轼四年，才成进士，以后在宦途上又一直不得志。公济是个秉性淡泊、与世无争的人，苏轼与他过去曾在南新县一度相逢，看他景况似乎非常潦倒，现在却得共事于杭州，苏轼和诗说：“……却思少年日，声价争场屋。文如翻水成，赋作叉手速。”又说：“今年复为僚，旧好许重续。升沉何足道，等是蛮与触。共为湖山主，出入穷涧谷。……”这位长得清瘦如鹤的袁公济，与他是“青鬓共举，白首同僚”的老朋友。
后来袁毂调知处州，第三个来做杭州通判的是杨蟠，亦字公济，章安人，他是个有名的诗人，而且非常喜欢梅花，题《金山》诗“天末楼台横北固，夜深灯火见扬州”脍炙人口。欧阳文忠在世时，读杨蟠的《章安集》，题诗曰：“苏梅久作黄泉客，我亦今为白发翁。卧读杨蟠一千首，乞渠秋月与春风。”称许异常。他以奉议郎出为杭州通判，大约已是元祐五年之冬，其时距苏轼去任，为日无多，他曾两次各作梅花诗十首求和，苏轼也每次步韵和作十首，四十首咏梅诗，要无一句意思重复，要无一字落入俗套，实为不易，成为诗坛佳话。
帮助苏轼在杭州治水的苏坚，字伯固，博学能诗，他的本职是临濮县主簿，派监杭州在城商税。苏轼自京来任时，他专程到吴兴迎候，所以是“后六客”中的一人。苏轼疏浚盐桥、茆山二河，就是采用他的建议，所谓“参酌古今，而用中策”者是也。开西湖工程中，监工督役，得其助力亦多。
由于这份友谊，他们认了本家。伯固曾带他的儿子苏庠来谒，苏轼一见，大为欣赏，送他一方端砚，亲为制铭。苏轼慧眼识人，这少年即为后来南宋时期气节高尚的一大名士——后湖居士苏养直。
苏轼特别欣赏一个开封祥符籍的将军诗人刘季孙（景文）。莅任之初，在有美堂宴会同官，景文以西京左藏库副使为两浙兵马都监，驻杭州，参与宴集，席上作诗曰：
云间猎猎立旌旗，公在胥山把酒时。笑语几番皆湛辈，风流千载与吴儿。湖山日落丹青焕，楼阁风收雨露滋。谁使管箫江上住，胸中事业九门知。苏轼大为称赏，以后同游又共同工作，益发敬重他的人品，称之为英伟冠世的慷慨奇士，将他比作孔文举一流的人物。景文是刘壮闵公平的少子，有兄六人，皆已亡去，而景文时亦五十八岁，垂垂老矣。苏轼名诗：
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这并非闲吟花草，而是书赠景文之作。盖“荷尽”者谓其诸兄皆已物故，而景文独如冬菊孤寒的枝干，借物喻人，赞其品格和节操。湖工完毕后，苏轼复上《乞用刘季孙状》，荐他可膺边疆重寄，但后来还是换用文官资历，出守隰州。
季孙和苏辙一样，个子长得很高，苏轼在离杭别宴上，步韵和诗，把他们二人比作西湖上的南北二高峰，几已视为昆弟。集存杭州与友人唱和诗篇，以与景文唱和者为最多，交好之深可想。
法曹毛滂，字泽民，他的父亲毛国镇，就是苏辙谪江西时的筠州太守。泽民曾至黄州谒轼问学，住过东坡雪堂，亲见当时苏轼穷困的境况；现在做了他的部属，又眼见他坐拥节旄的气概。所以苏轼在《次韵毛滂法曹感雨》诗中，特别重提旧况：“我顷在东坡，秋菊为夕餐。永愧坡间人，布褐为我完。雪堂初覆瓦，上簟下无筦。时时亦设客，每醉笥辄殚。……”这番描写，有其深意，泽民年轻，似乎有点少年得志的轻狂，所以诗尾用李泌和懒残和尚煨芋的故事：“悲吟古寺中，穿帷雪漫漫。他年记此味，芋火对懒残。”出于一个父执辈诚挚的期勉和爱心。15
签书杭州节度判官郑遵彦，字之邵。他是熊本奉命知杭州时带来的帮手，谁知到任数日，熊又改知江宁，由苏轼来接手了。遵彦被留在杭州幕府两年，精勤吏事，帮助很大，苏轼为此很感谢熊本，诗言：“贤哉江东守，收此幕中奇。无华岂易识，既得不自随。”遵彦是事母有过人之处的大孝子，苏轼更是敬重，得到最好的新茶，先送遵彦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