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苏轼到任才三四个月，就碰上一件棘手的高丽僧人请求进贡的案子。
这事情起源于已死的杭州惠因院僧静源。这静源不是一个佛门清净的出家人，从前曾在滨海地方的寺庙里住过，惯与出海的舶客交通牟利，那些舶客们在高丽替他做宣传。因此，元丰末年，高丽王子和尚义天来华时，也曾往拜静源。
今年，静源死了，他的门徒和一个叫徐戬的便想出花样来。那徐戬曾为高丽雕造夹注《华严经》板两千九百余片，公然运往，得到白银三千两的报酬。他食髓知味，乘此机会便鼓动静源的门徒，带了他师父的画像，搭了商船去高丽往告义天。义天就派他的门徒寿介、继常、颍流和院子金保、斐善五人到杭州来祭奠亡僧静源。苏轼令本州将他们送往承天寺安置，选职员二人，兵十名，妥善照管，不许随意出入。
祭毕，寿介才呈状称：临发日，高丽国母交他两尊金塔，命他进奉宫廷，祝皇帝和太皇太后的万寿。苏轼一面令主管部门退还他的书状，答复道：朝廷清严，守臣不敢专擅奏闻。一面奏报朝廷道：“高丽久不入贡，失赐予厚利。意欲来朝，以未测朝廷所以待之薄厚，故以祭亡僧而行祝寿之礼。礼意渺薄，盖可见矣。若受而不答，则远夷或以怨怒；因而厚赐，正堕其计。臣谓朝廷宜勿与知而使州郡以理却之。……”
苏轼虽然已将这批高丽使者管在承天寺住，但是仍不放心，特别甄选了西湖下天竺的净慧禅师思义，来当高丽僧人的馆伴，赋予监察的任务。这净慧学行很高，通达世故，每日与他们讲论佛法，词辩之外，又复步步跟踪，弄得那些高丽僧人毫无办法。思义从谈话中，把寿介此行的动机和经过问出许多破绽，报告苏轼。6
旧例，外国使至，吴越七州政府所费的招待费，要花二万四千余缗，民间所费还不计算在内。苏轼认为不值得如此靡费，命令所属州郡酌量裁减。
高丽僧经他奏准，从福建泉州遣送归国。苏轼认为刁商招诱外夷，为国生事，必须严惩；同时奏奉朝廷准许，将徐戬发配到千里外的州军编管。
苏轼对这方面的警觉性很高，元祐五年八月泉州纲首检举商客王应年等冒请高丽公凭，发船入大辽买卖。他便上《乞禁商旅过外国状》，此是当时情势下必须做的“保密防谍”措施，而执政大臣们，由于和平日久，十分颟顸，对之漠然。
苏轼治大恶，务严峻，绝不姑息；但是对于轻微罪过而事足同情者，他的宽厚，却又常常出人意表。
有件债务案子，某人欠绫绢钱二万不偿，被债主告到官里。苏轼把被告传来讯问，供曰：“我家以制扇为业，父亲刚死，又遇今年入春以来，连雨天寒，所制的扇子卖不出去，并非故意不还。”苏轼看了他老半天，然后说：“姑且把你所制的扇子拿来，我来替你发个利市。”
一会儿扇子取到，苏轼就中选取白色夹绢团扇二十柄，就拿起判笔来各写行书、草字，画枯木竹石，顷刻而尽。给他道：“拿去，赶快变钱还债。”那个人抱扇泣谢而出。一出府门，就被好事者争以千钱取一扇，立刻卖光了，到后一步的还懊恨不置。这故事传说出去，阖郡称嗟。7
苏轼对于偶犯罪失的士人，爱护尤甚，因为他经历过一个寒士的困难，非常同情他们。
一次，所属都商税务查获了一个逃税的南剑州乡贡进士吴味道，带了两大包私货，包面上写作“杭州知府苏某封至京师苏侍郎宅”。不但逃税，而且冒名。苏轼问他内中所装何物？此人实说道：“味道今秋忝冒乡荐，乡人集资为赴京盘缠。我以一百千钱买得建阳小纱二百端，如沿路抽税，到京就不剩一半。以为当今负天下重名者莫逾先生，所以假冒台衔。不料先生已临镇于此。罪实难逃，乞求宽恕。”
苏轼叫笔吏另加包封，上写自己名衔送“京师竹竿巷苏学士收”交给吴味道，且说：“先辈这回将上天去也无妨，来年高过，当却惠顾也。”味道悚谢再三而去。8
苏辙于本年六月除吏部侍郎，三日后改翰林学士兼吏部尚书。味道不知，所以称苏侍郎；而苏轼改写包封，称苏学士。
苏轼治郡，对于鱼肉人民的豪强，虽然绝不放过，但是那个时代，国家承平日久，社会安定，所以真正的巨奸大憝，并不常有，犯行大多是些偷鸡摸狗，迫于饥寒而起的细事。在苏轼人道主义的观念上，求生是人的基本权利，因求生而致犯罪，实在可以同情，甚至想到自己在这里做官，恋恋于这份俸禄，也不过是为了生活。二十年前9，他初来杭州做签判，那年除夕，在都厅当值，例须点查囚系的人犯，看到黑越越的一大堆人挤满了监狱，点到天黑还不能回家，心里非常难过，当时曾在厅壁上题过一首“除日当早归，官事乃见留”的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