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再推进一步，搬出礼法来：“二圣临朝，上不御殿，太皇太后不当独坐。”第二天，宰相及其以次大臣，就根据程颐的消息，入宫请安。太后问他们从何得知，他们把程颐的话都据实奏了，太后很不高兴。
于是由御史中丞胡宗愈、给事中顾临首先发难，连章力诋程颐不宜再在经筵。谏议大夫孔文仲奏文措辞非常激烈，他说：“程颐污下?巧，素无乡行。经筵陈说，僭横忘分。遍谒贵臣，历造台谏，腾口闲乱，以偿恩仇。致市井目为五鬼之魁。请放还田里，以示典刑。”此时，司马门下的刘安世、刘挚也都参加进来，攻击程颐。器之说：“程颐、欧阳棐、毕仲游、杨国宝、孙朴，交结执政子弟，缙绅之间，号为五鬼。……方今士大夫无不出入权势，何不尽得鬼名？惟其阴邪潜伏，进不以道，故颐等五人，独被恶名。”孙觉说：“若夫纷纷之论，致疑于颐者，非独臣言也。直以自古以来，先生处士，皆盗虚名，无益于用。若颐者，特以迂阔之学，要君索价而已。”苏轼也上章说：“臣素疾程某之奸，未尝假以辞色。”又指他为“缙绅之所共疾，清议之所不容”。在此千手所指之下，程颐终于被黜，出为管勾西京国子监。
程颐曾说：“天下重位，惟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以程颐当时在思想学术界的地位，年逾五十，才以处士身份出仕，其目的不为功名富贵，而志在“成就君德”，意甚显明。不料一个皓首穷经的人，一旦投身官场，便为政客门人所包围，所利用，竟至被人指为“五鬼之魁”，指为奔走权门，要君索价的角色，狼狈去职，实甚可悲。
洛蜀双方互相攻讦之初，刘挚、刘安世那一班司马门下的官僚集团人物，只是非常冷静地坐在高山看虎斗，一旦胜败之势初分，他们立即发动最强的阵势，参加进来，将弱势一方的首脑，一击倒地。
剩下人数不多的几个蜀人，便易对付，慢慢再来收拾。但是，苏轼声名太盛，帘眷太隆，却千万不能让他再进一步，登上执政的地位。于是有极善投机的谏议大夫王觌上奏曰：
苏轼、程颐，向缘小忿，浸结仇怨。于是颐、轼素所亲善之人，更相诋讦，以求胜势。前日颐去而言者及轼，故轼乞补外，既降不允，寻复进职经筵。今执政大臣有阙，若欲保全轼，则且勿大用，庶几轼不遽及于悔吝。在举朝汹汹的驱程风潮中，攻击程颐最激烈的孔文仲，次年三月，因病逝世。据《吕申公家传》的记载，吕公著责怪他受了苏轼的唆使和利用，曾言：“文仲本来是个生性亢直的人，而又蠢不解事。他做谏议官，遂为浮薄辈利用以害善良，后来觉悟被人所绐，才愤郁呕血，以致不起。”
这完全不是事实。是年初，苏轼知贡举，文仲奉诏同知，先已染患寒疾，入闱后，力疾从公，终于不支病倒。考试未毕，闱内的人是不许出来的，大家劝他就在闱内好好休息，但是文仲不肯，谢曰：“居官即应负责，岂敢因病自便。”于是病更沉重，勉强撑到出闱，呕血而死，丝毫没有“被绐愤死”的影子。公著门下有很多理学人物，大概是出于此辈的伪造。
苏轼于文仲之丧，拊其柩悼哭道：
世方嘉软熟而恶峥嵘，求劲直如经父者，今无有矣。（《宋史》）这才是真识孔文仲的知己之言。
七 元祐党争
朋党是宋代政治的传统，远如庆历党争，闹得天翻地覆。近如熙宁年间，元老旧臣与新政派的互相排斥，搞得波涛汹涌，使全国上下，都为之阢陧不安。到了元祐开元，宣仁太后所唯一信任依赖的，是息影十余年的恂恂儒者司马光，他上承太皇太后绝对的信任，下负天下人的重望，完全掌握进退人才的权力，盈廷朝士，不论是否出于他的门下，皆是他的晚辈，即使一向善于兴风作浪的台谏们，也无不仰视司马的颜色说话，他是元祐更化的主流之主，根本没有派系孳生的可能。不幸司马当国，为时仅及一年，他只做得把新法罢废，把主新法的朝官清除了去，却来不及做进一步的建树，便尔谢世。后继的人没有他的德望，就开始分裂成为三个派系：一是以司马门下为骨干的官僚集团，人称朔派；一是以洛学程子为主的洛派；一是籍属西南的朝士，人称蜀派。苏轼位望最隆，所以将这蜀派领袖的帽子扣在他的头上。
司马门下，与王安石不同，以个人的道德学问而论，甚少瑕疵可求，但他们大多是职业官僚，凡事遵循典制，以经验为主，重视实际利害，看不起好高骛远的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