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游以为这回得了老夫子的赏识，恭恭谨谨地拱手逊谢。哪知程颐却正色训道：“上穹尊严，安得易而侮之！”
少游碰了一鼻子灰，惭惶告退。39
苏轼憎恶矫揉造作以权威自命的人物，而聪明人喜欢表现自己，戏谑别人，成了习惯。当他看到口诵三代圣道，一脸“孔孟再世”的伊川程子，正如文明人见了巫婆，不免觉得可笑；又如一旦发现这道学君子的实际为人，却又奔走权门，作伪欺世，便再也忍耐不住，要破口大骂了。在奏状中也会说：“臣素疾程某之奸，未尝假以辞色。”
苏轼在程颐眼中呢？只是个徒逞辞辩的浮薄文人。他这种观念，成为理学人物的共识，即如后来的朱熹，也极诋苏轼为“早拾苏张之余绪，晚醉佛老之糟粕”。一笔抹杀一个天才所有的成就。
以这样两个人同列朝班，同预经筵，不必一定得有“戏侮之言”做导火线，早晚是会发生冲突的。
元祐与熙宁不同。熙宁党争，一方面为要实现新政理想，一方面则为维护传统的安定，虽然双方争得剑拔弩张，“喜于敢为者，骂别人为流俗，乐于无事者，诋他人为乱常”。双方都不免意气用事，但其指归，皆为国家民族的前途，所争者是国家的利益，人民的生计，不为个人争权夺利。而元祐朝士不同，党争的目的，只是职业官僚的排斥异己，政治上的夺权运动而已，所争者皆是细事，并无一定的政治立场，甚至是一大堆人身攻击，纷纷叫嚣，尽是权势欺凌而已。
假如说当时朝士，真是鼎足三分的话，也只有朔派才具“党派”的规模，不但羽翼众多，而且大多数是搞政治的老手。所谓“蜀派”、所谓“洛派”，根本没有作为一个政团应有的条件，只是几个同乡朋友，三四个门生，各卫乡贤师门而已。
何况当时地位超然，有胡说八道特权的台谏官，后来又大都投靠了朔派。在宋代的政制中，谁抓得住这个政治工具，谁就能够操纵政局，这岂是迂夫子型的理学人士，天真任性的文人们所能抗衡的呢？
朔派诸公，大多是职业官僚，具有非常高明的政治手腕，他们冷静察见，洛蜀双方的摩擦，指日可待，所以稳坐高山，等待虎斗，若非两败，必有一失，到那时候，他们就收渔人之利了。
且看馆试策题案起，朔派诸公原来想帮程颐、贾易，先把那个“哓哓好言”的苏轼揪下台来。但是后来看太皇太后的脸色不对，劾案的理由也缺乏根基，就此暂时歇手。等到程颐有隙可攻时，他们又倒在苏轼、孔文仲、吕陶这一边，给这位愚不晓事的圣人之徒，先来个致命的打击。
程颐、贾易既都罢去，洛学这一派，“树倒猢狲散”，一部分投机分子又被朔派吸收了去，于是声势更盛。
声势更盛的朔党的矛头，现在可以毫无顾忌地专门对付苏轼了。然而苏轼是个对人对事非常天真的人，毫不警惕眼前的形势已经非常危险，依然任性任情地议论时事，臧否人物，不留一点余地，如写范子渊、吕惠卿制词，虽然笔墨淋漓，读者称快，然而他个人的冤家，也愈结愈多。他的门人毕仲游怕他再惹灾祸，致书恳切劝谏：
……君自立朝以来，祸福利害系身者未尝言，顾直惜其言尔。夫言语之累，不特出口者为言，其形于诗歌，赞于赋颂，托于碑铭，著于序记者，亦言也。今知畏于口而未畏于文，是其所是，则见是者喜；非其所非，则蒙非者怨。喜者未能济君之谋，而怨者或已败君之事矣。天下论君之文，如孙膑之用兵，扁鹊之医疾，固所指名者矣。虽无是非之言，犹有是非之疑，又况其有耶？官非谏臣，职非御史，而非人所未非，是人所未是，危身触讳以游其间，殆犹抱石而救溺也。40毕仲游是苏轼主持馆职试中，以第一名入选的高材生，这样苦口婆心的劝说，做座师的当然只有满心的感激。不幸苏轼生来心直口快，有话非说不可，又嫉恶如仇，遇事一定要分个黑白，个性如此，就毫无选择的余地，在这个官僚社会里，成为一个悲剧的角色。
还有一层，即使苏轼从此钳口结舌，废笔弃砚，他也一样逃避不了官僚集团的围攻，那是因为他在当时政治与文化方面过高的声望使然。欧阳修逝世后，接任文坛盟主地位的是苏轼，几为天下人所公认。宋是彻底实施文人政治的朝代，像他这样名满天下、望重士林的人物，被既得权位的职业官僚所嫉视、所恐惧，毋宁是极为自然的形势。所以，“盛名”为苏轼祸患的根源，实不下于“多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