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之所谓媮与刻者，专指今日之百官有司及监司守令不能奉行，恐致此病，于二帝何与焉？至前论周公太公，后论文帝宣帝，皆为文引证之常，亦无比拟二帝之意。他最后说：“这道策题是经御笔点定的，若有讽讥之意，岂能逃过圣鉴？”31这封辩状递上去后，诏又追命放罪。
其时蜀人吕陶为右司谏，颇为苏轼不平，上疏纠弹朱光庭。他说：“苏轼所撰策题，盖设此问以观其答，非谓仁宗不如汉文，神考不如汉宣。台谏当徇至公，不可假借事权，以报私隙。”
于是，他揭发此案的真实背景道：
议者谓轼尝戏薄程颐，光庭乃其门人，故为报怨。夫欲加轼罪，何所不可？必指其策问以为讪谤，恐朋党之弊自此起矣。吕陶，字元钧，蜀之成都人。蒋堂守蜀，亲自到州学考课，吕陶时年十三，所作为蒋太守所激赏，誉为贾谊之文，故有神童之目。后来成进士，又中熙宁制科，元祐初召为谏官。
本来这件案子，尚属简单，不过是洛学弟子为他们的老师报一箭之仇而已。但在此时，忽然有个谣言说，朝廷以为朱光庭论罪不当，将逐去之，于是司马门下那班正格的官僚，对苏轼，不能不生恐惧心理，趁此机会，群起而攻。十二月二十七日，御史中丞傅尧俞疏论，二十八日侍御史王岩叟又继起上奏，帮朱光庭说话，疏论苏轼“以文帝有蔽，则仁宗不为无蔽；以宣帝有失，则神宗不为无失，虽不明言，其意在此”，乞正苏轼应得之罪。这简直是以讼师们惯用的伎俩，拿来罗织苏轼。苏轼认为洛学弟子以国家赋予的谏权，作为报复私怨的工具，实在可耻；而司马门下的傅尧俞，是他多年好友，王岩叟是韩魏公的幕宾，渊源私交，两皆深厚，现在却为什么也来趁火打劫，他不能理解，只觉得政治上的人情诡变，令他非常沮丧。
二年正月十七日，苏轼再上辩札。十八日太皇太后召傅、王两人入对，目的本在疏解，不料尧俞、岩叟在太后帘前，却又再度强调苏轼策题的不当。太皇太后愤怒了，面诘道：“这是朱光庭的私意，卿等与朱光庭一党吗？”
这话说得太重了一点，弄得傅、王二人下不了台。尧俞、岩叟便同奏道：“臣等蒙宣论，党附朱光庭纠弹苏轼，上辜任使，更不敢诣台供职，伏祈谴斥。”——他们只好自掼纱帽了。32
苏轼当朱、傅、王三人联合围攻他的时候，逐渐明白这已不是讲理的事情，也不是那两三个人见解差异的问题。策题的文理，粲若黑白，何尝有丝毫可以疑似议论先朝的地方，只是官僚们排斥异己的阵仗，他就不愿再和他们做毫无意义的争论，一切不过为了做官而已，不做官就没有是非，从此不再辩白，因为辩白还有恋栈的意思，他只接连四上章奏，竭力求去。
苏轼既已决心请辞，便不去翰林院上班，在家等候诏旨。作书致杨绘（元素），略说他的心事道：
某近数章请郡，未允，数日来杜门待命，期于必得耳。公必闻其略，盖为台谏所不容也。昔之君子，惟荆（王安石）是师；今之君子，惟温（司马光）是随。所随不同，其随一也。老弟与温，相知至深，始终无间，然多不随耳。致此烦言，盖始于此。然进退得丧，齐之久矣，皆不足道。……事情闹得下不了场，宰相吕公著出来疏解。因此再有诏命：
苏轼所拟策题，即无讥讽祖宗之意，然自来官司试人，亦无将祖宗治体评议者。盖一时失于检会，札付学士院知。令傅尧俞、王岩叟、朱光庭速依旧供职。宋朝的政治传统，对于台谏特别尊重，由此可见。至于苏轼这方面，本已放罪，乞郡不允而已。
苏轼虽然从此保持缄默，然而事情并未就此平息，他们还是继续攻讦吕陶不已，以为朱光庭是为乃师程颐报复嫌怨代表洛派，而苏轼、吕陶都是蜀人，洛蜀二党之说，遂不胫而走。大风起于萍末，朋党分立之势，就是这样在别人心目中形成起来的。右司谏王觌因此上疏道：
朱光庭讦苏轼策问，吕陶力辩。臣谓轼之辞不过失轻重之体耳。夫学士命词失指，其事尚小，使士大夫有朋党之名，此大患也。太皇太后认为王觌的话很对，同时知枢密院范纯仁也劝太后最好两置不问，而结果是一再下诏，各予安抚，后于五月间，命起居舍人孔文仲为左谏议大夫，吕陶为左司谏兵部员外郎，贾易为右司谏，王岩叟、傅尧俞皆徙官，双方都得了朝廷的安抚，一场风波，才告平息。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