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司马丞相只是危身正色答道：“天若祚宋，必无此事。”
以道德文章而论，司马光固是天下第一流人物，但以政治能力来说，则不无疑问，如三朝名臣韩琦便批评过他：“司马君实才偏量窄。”程颢也说：“君实自谓如人参甘草，病未甚时可用，病甚则非所能及。”13
而宋至元祐，内忧外患，病已甚深，司马光实在不是一个救时的国手。
至于苏轼之为中书舍人，也很难适应严格的官僚制度。从来文人都不适于从政，搞政治的人，首重实际利害，而文人只管发挥自己的理想。做官的人要用传统的典常来约束一切，而文人则重视自由意志的考虑，不屑规例。苏轼生有极为坚强的个性，其不适于从政，尤其如操持中书省这样需要最高幕僚技术的实际政务，就处处露出破绽来了。
苏轼初至中书，当时的执政当局，因为中书省的公事常有泄漏，所以要在舍人厅的后面，筑一道露篱，禁与同省其他部门往来。这本来是一件必要的保密措施，但他看不惯这种作风，便说：
诸公应须简要清通，何必栽篱插棘。这个篱笆虽然暂时停工，但至明年还是筑了，他还大发牢骚，说《白乐天集》有这样一段话：“西省北院，新构小亭，种竹开窗，东通骑省，与李常侍窗下饮酒作诗。”可见唐朝时，可以西掖开窗以通东省，而现在则本省之内都不能自由往来，觉得可叹——由这件小事，可见他实在不通实际政务。14
古时的成文法，不如现代完备，所以幕僚业务的法宝，是遵循典故，援引成例。但是苏轼认为世事复杂多变，不能以典常成例当作永远不变的金科玉律，天下没有任何标准，足以适应万事万物。所以他要运用聪明来随机应变，觉得没有思想内容的典常则例，只是妨碍以自由意志来裁量庶政的一种束缚。
苏轼在中书与司马门人刘安世（器之）共事，安世是一个熟谙典章的官僚，每遇苏轼处事逾越分寸时，他必非常冷静地搬出典故来约束他，苏轼当时很生气，背后骂道：“何处把上曳得一个刘正言来，知得许多典故！”
把上，是农人乘以耕田的工具，相当于现在骂人为土包子的意思。安世听得此话，慨然道：“子瞻是怕典故的，但如任他但凭才气而变乱故常，总不可以。”
中国幅员太大，政治上向来有南北的地方成见。王安石领导的新党，都是南人，如蔡确、吕惠卿是福建晋江人，章惇是浦城人，曾布是江西南丰人，等等；而元祐的主干，自司马光、吕公著以至吕大防、刘挚等，几乎尽是北方人，因此，对南人不免歧视。当时，朝士间流传一句骂人的俗谚：“闽蜀同风，腹中有虫。”这句话不但骂了福建仔，也骂了四川佬。苏轼听了，遽然作色道：“书称立贤无方，何得乃尔！”
大名人刘安世冷冷地接口道：“我先前未曾听说过这句话，不过立贤无方，须是贤者才可以；如是中人以下者，安得不受土地风俗的影响。”
苏轼默不作声，心里则很不喜欢这个北方籍的乡下佬。15
这个故事，充分说明文人从政与职业官僚的处事态度，根本不同。
四 老成凋谢
元祐元年（1086）四月癸巳，王安石薨于金陵。
是年闰二月司马光拜相时，安石已经卧病在床。他的弟弟安礼带了朝报来看他，安石在病床上展读，他只慨然说了一句：“司马十二作相矣。”别的什么也没说。
后来陆续听到朝廷在频频废止他所创建的新法，他也夷然不以为意，从不说话。直到听到罢免役、复差役事时，他才愕然失声道：“连这个也罢了。”停顿好久，又缓缓接着道：“此法终究是不该罢废的。某与先帝反反复复讨论了两年，才付诸实行，此中利害，讲求无不曲尽，此法终不可罢。”
安石去世的噩耗传至京师时，司马光也在病中，他怕政治上的投机分子，乘势诋毁这位国家元老，赶忙在病床上倚枕作书给吕公著说：
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但性不晓事而喜遂非，致忠直疏远，谗佞辐辏，败壤百度，以至于此。今方矫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光意以为朝廷特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苟有所得，辄以上闻。不识晦叔以为何如？更不烦答以笔札，扆前力言，则全仗晦叔也。朝廷追赠太傅，苏轼撰敕，竭诚推美。如言：
将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使其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又称其学术造诣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