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为谏官，勇猛更如出山之虎，一鼓作气，扫荡群奸。他对王觌说：“张璪天资邪佞，易以为奸，宜除去。”连章攻击，至七月，张璪遂遭罢斥。张璪于诗狱案时，为知谏院兼侍御史知杂事，同时受命与李定、何正臣、舒亶共为杂治该案的四凶之一。
再说李定，本已降责：“李定备位侍从，终不言母为谁氏，强颜匿志，冒荣自欺。落龙图阁直学士，守本官分司南京，许于扬州居住。”苏轼不服，缴进词头，与同官范百禄状奏曰：
臣等看详李定所犯，朝廷勘会得实，而使无母不孝之人，犹得以通议大夫分司南京，即是朝廷亦许如此等类得据高位，伤败风教，为害不浅。所有告命，臣等未敢撰词。11于是，再被谪放滁州。这件事，很易被人误会是苏轼报复诗狱的仇怨，实则未必尽然。宋是盛倡以孝道治天下的时代，苏轼深沐儒学教化，对于悖伦常者，疾视如仇，是其基本观念，并非只对李定如此。同时有旨贬谪虐母的张诚一提举江州太平观案，苏轼一样反对，认为像这种“恶逆不道之人，虽肆诸市朝，犹不为过”，不肯撰告。反之，如程遵彦事母至孝，他便据此状请擢用。这都是“孝治之极，天下顺之”的时代里，一种维护伦理道德的行动，并不完全出于私人的恩怨。
七八月间，司马光告病在假，范纯仁因为国库空虚，支应匮乏，奏请再立常平钱谷给敛出息办法，俾沾国用。
其实，这办法即是恢复已废的青苗法，不过换个名目，遮人耳目而已。章上，台谏刘奏、上官均、王觌、苏辙交章反对。
司马光在病中，未经详细考较，也曾札奏赞成纯仁此议，至案下中书省，苏轼即上《乞不给散青苗钱斛状》，揭穿纯仁“偷天换日”的把戏，略曰：
熙宁之法，本不许抑配，而其害至此，今虽复禁其抑配，其害故在也。农民之家，量入为出，缩衣节食，虽贫亦足。若令分外得钱，则费用自广，何所不至。许人情愿，未免设法罔民，使快一时非理之用，而不虑后日催纳之患。他举述当年从政地方，亲眼目睹的经验说，不肖官吏，每趁放款时期，必令酒务设鼓乐倡优，或关朴卖酒牌子，诱惑借到青苗贷款的农家子弟，前来玩乐，那些农民不明利害，常有将贷款花光，徒手而归者，作为非理之用的事证。又曰：“每放青苗，酒课暴增。臣所亲见，二十年间，因欠青苗至卖田宅、鬻妻女、投水自缢者，不可胜数。”所以他请求不要再贷放青苗钱，盘剥老百姓，留下的旧欠，也请准于每届丰熟收成时，分五年归还，他们这许多年来，付出的利息已经很多，所以，对于四等以下贫户，应该一律放免。
其时，台谏们也一再上章乞罢此议，事情闹大，司马光才注意到事不可行，力疾请对，在太后帘前奏道：“是何奸邪，劝陛下复行此事？”
范纯仁也在殿上，心想这个建议是经你同意札奏的，现在却说这样的话，心里很是愤怒，但在天子之前，执笏却立，不敢说话。太皇太后从议，诏复常平旧法，青苗钱更不支俵。
司马光当朝，凡是王安石、吕惠卿所建立的新法，无不铲除务尽，对于熙宁年间执行新法的大臣，也抱着彻底清除的成见。程颐对他说：“作新人才难，变化人才易。现在这些都是可用之才，而且人岂甘心为小人？若宰相用之为君子，谁不为君子？此等事欲他们自做，未必不胜如吾曹。”
范纯仁也主张：“消合党类，兼收并用。”
然而，司马相公的成见牢不可破，他是“泾渭分明，不稍假借”。当时的朝士如曾子开、侯仲良等事后都说，假如程颐、范纯仁的意思，得被温公采纳，必无后来绍圣年间的报复之祸。
这一时期种下的另一恶因，则为对少年嗣君（哲宗）的忽视。皇帝已渐长大了，但朝事一切进止，但向太皇太后取决，非但不征皇帝同意，甚至皇帝指着问了，大臣也不具对。苏颂看到这种情形，觉得很危险，尝对诸大老说：“不要这样纷纭多变，到皇帝长大时，谁任其咎呢？”这话，哲宗似亦微有所闻，所以后来亲政时，便说：“朝臣中只有苏颂最知君臣之礼。”论及太皇太后垂帘时期的政事时，哲宗说：“朕只见臀背。”12可见这青年皇帝的心里，藏怒宿愤，早已种因此时。
类此的忠告，也有人对司马光当面说过：
“熙丰旧臣，多?巧小人，将来若是有人以父子之义离间皇上和太后时，则大祸起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