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稍稍停顿，看司马光不开口，接续说道：
“先帝本意，按民户大小出钱雇役，使老百姓可以专力农作，虽有贪吏滑胥，无所施其暴虐。坊场河渡，官自出卖，用这笔钱来雇用衙前，则人民可免仓库、纲运等破家之患。此万世之利，决不可变。
“不过，其中也有两项弊端，一是把这笔钱移作别用，二是拿宽剩役钱来争购坊场河渡，想赚不实在的涨价利益。这是王安石、吕惠卿的办法，并非先帝本意。
“相公如能彻底消灭这两项流弊，不必变法，则老百姓必然拥护相公，事亦易成。
“至于宽剩役钱，名为十中取二，事实上却已加半征收。相公如能把这额外的浮收全部豁免，同时准许老百姓用布帛谷米折纳役钱，各从其便，那么钱荒的毛病也就没有了。……”
司马光听后，默不作声，苏轼只得讪讪说道：“若照这样去做，天下称便，相公尚有何求。如其认为现在还不是时候，那么慢慢再斟酌，也不嫌迟。”
司马光成见很深，仍无言语。
苏轼后来调换话题，和他谈熙宁年间曾经实施过的给田募役法，那是用官田及宽剩役钱买民田来募役人，大略如边郡雇用弓箭手的办法一样。苏轼说他曾在密州推行过，人民称便。所以劝司马光恢复先帝曾行的此一办法，不过必须请发内帑，补足全国宽剩钱斛至三千万贯石，用以推行此法于河北、河东、陕西三路。数年之后，三路役人，可以减少一大半，如此培养民力，可备边境缓急之用。
司马光听了，尤不赞成。
这天谈话没有结果，但是苏轼不肯死心，第二天直接找到政事堂去，再向司马相公公开陈述他的反对意见。司马光心里不耐烦，脸上就不免忿然作色起来。苏轼也很气恼，反转来诘责他的态度：
“从前韩魏公（琦）创议于陕西路刺义勇，家有三丁者刺一丁，民情惊惧，军纪也受影响。当时公为谏官，极言不便，魏公怒形于色，公亦不顾，略无一言假借，这是苏轼以前听公亲口告知的。莫非公今做相，就不容苏轼尽言了吗？”4
表面上，司马相公只好强笑表示歉意，心里不免存了芥蒂。
司马温公面黄貌癯，而枯瘦自如，目光炯炯峻厉，鼻梁挺直，稀稀朗朗的胡子已经花白了，两只耳朵的耳轮，阔厚外向5，使他整个神态，显得坚强而有劲力，很少有人敢于在他面前争论，争亦无用。
役法，在宋代政治制度中，是件大事，朝廷为了详定役法，设了一个专门机构的役局，负责研讨役法的改订，苏轼也是被诏派参加的一员。在会议中，他屡与局中官员如孙永、傅尧俞辈激烈辩论，感情弄得很坏。至政事堂说司马丞相失败后，他就以与大臣主张不同为理由，乞罢此一兼差，状言：“臣既不同，决难随众签书，乞早赐罢免，俾议论归一。”虽然表露了他的硬汉作风，但也从此得罪了“相门”。
政事堂的争论，司马相公的脸色，是众目所共见的，负气请辞役局的差使，更加造成双方关系的恶化。
雇役法终于依照司马光的主张，明令罢废了，而且，命令限期五日之内，恢复已经停废了十六年的“差役”。一般朝臣看到这个命令，都觉得限期那么迫促，实在不合情理，独有开封府尹蔡京，居然如期报办。司马光大喜，嘉奖他道：“使人人能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
谋自己出，适便小人逢迎，不幸而为范纯仁所言中。更不幸的是古往今来，凡是拥有权势的大人物，几乎很少有人伟大到能够排斥小人的阿谀奉承，贤如司马温公，亦属不免，可为浩叹。
苏轼喜欢戏谑，朝中公卿，一个一个都给起了诨号，独于司马光，一向敬服，不敢造次。这次争论役法，碰了一个大钉子，心里非常气愤，争罢回家，一面卸巾弛带，一面恨恨地连声呼叫：“司马牛！司马牛！”6
据说，还有一次，苏轼与司马光论事不协，轼说：“相公此论，故为鳖厮踢。”司马听不懂他说什么，还问：“鳖何能厮踢？”
“是之谓鳖厮踢！”苏轼冷冷作答。7
三 不到中书不是官
元祐元年三月，以吏部侍郎李常为户部尚书；以中书舍人胡宗愈为给事中；以苏轼接替胡宗愈的遗缺，特诏：免试为中书舍人。
宋朝的政制，以二府——中书省和枢密院及计省三司使为中枢政治的中心，直接隶属于皇帝。枢密院主管天下军马，计省三司使掌理全国财政，除此以外的一切庶政，全部集中于中书省，而中书省又设于禁中。所以中书舍人的职责非常重要，宋朝官制大抵沿袭盛唐，《唐百官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