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苏氏兄弟与林希（子中）、王汾（彦祖）、顾临（子敦）、胡宗愈（完夫）等同应举人试于开封景德寺。
待到发榜，四明袁毂（公济）为榜首，苏轼初露头角，考了第二，苏辙也榜上有名，都中了举。
这个来自千里外西南偏鄙之区的乡野青年，虽然心知这紫陌红尘里，住着好多一向景仰的国之大老，少年时期读过的《庆历圣德诗》，印象都还非常深刻，但是门墙高远，无由晋接，心里不免怏怏。有一天，苏轼踯躅街头，忽然碰上了丞相富弼和枢密大臣韩琦的车驾，他只得侧身道旁，从行列中远远瞭望这两个伟人的风采，觉得他们的容貌似乎都很宽厚，但有“见恶不怒，见善不喜”的庄严气象，心想这岂不就是书上所说的大臣风度，禁不住有一种英雄崇拜的念头，在这青年热烈的心上升起。
儿子们已都突破了文官考试的第一关，已经具有应试进士的资格了，老苏心里放宽了一步。九月间，他就捡写了《洪范论》《史论》等七篇自己的著作，作《上欧阳学士书》。书中，除了盛称欧阳的道德文章外，末言“洵也不幸，堕在草野泥涂之中，而其知道之心，又近而粗成”，所以要“徒手奉咫尺之书，自托于执事”。
然后，他就带了张方平和雷简夫的介绍信，往谒欧阳。欧阳读了苏洵的论文，以为博辩宏伟，即使贾谊、刘尚亦不过如此。初见面，觉得他温温然不太善于说话，但是相处时间愈久，愈觉此人可爱，和他讨论一个问题，往往愈谈愈深入，愈深入则辨理愈为明晰。欧阳修叹赏他是一个纯明笃实的君子。
欧阳修就将苏洵所作二十篇，上奏朝廷，作《荐布衣苏洵状》，略曰：
伏见眉州布衣苏洵，履行淳固，性识明达，亦尝一举有司，不中，遂退而力学。其论议精于物理，而善识变权；文章不为空言，而期于有用。其所撰《权书》《论衡》《几策》二十篇，辞辩宏伟，博于古而宜于今，实有用之言，非特能文之士也。其人文行，久为乡闾所称，而守道安贫，不营仕进，苟无荐引，则遂弃于圣时。所以请求朝廷，将他的文章下两制看详，如有可采，乞赐甄录。
以一代文宗的欧阳修如此大力推荐，苏洵的文名遂起，朝中大老也都为之瞩目。据说，九月九日重阳节，韩琦置酒私第，邀宴二三执政，欧阳修有意提掖，约了苏洵同往，席间赋诗，洵有“佳节屡从愁里过，壮心时傍醉中来”句，虽入中年，当时的意气还是非常旺盛。13
苏洵后来就照通例，以投贽文字的名义，上书时相富弼、文彦博，枢密韩琦、田况。其时军政废弛，士卒骄情，韩琦欲稍裁制，但恐军人悍怒生变，逡巡未发。苏洵略闻其意，所以在致韩琦的书中说：“古者非用兵决胜之为难，而养兵不用之可畏。”他认为前任枢密狄青，过分宽厚，所以搞得兵骄将惰，纪律不振，因此力劝韩琦必须一反狄青之道，严格整顿军队的风纪。他认为天子有生杀大权，所以不可多杀以贾怨，人臣奉行天子之法，虽多杀，天下亦无以归罪，此先王所以威怀天下之术，希望他要考虑长治久安之道，毋幸一时的称誉，须尽至公之心，励威武以振军风的疲堕。
韩琦看了，虽然不大愉快，但他是一个心胸开朗、以和气出名的大人物，即使谈到有人倾害他时，也辞和气平如道家常，所以虽不赞成苏洵的意见，但也不批评他。
上富弼书，苏洵则说天下人皆期望他有所作为，而一人欲擅天下之事，必须“政出他人而不惧，事不出于己而不忌”。当权的人，如前前后后有不平者在，则其身危，所以劝他要忍其小忿而容其小过，以杜绝他人起不平之心。主要的意思是劝他用人行政，必须扩大胸襟，才能做大事，成大功。富丞相看了，更不愉快。
其他诸人，对于欧阳学士竭力揄扬的人物，口虽不言，但都不甚领情。有人探问富弼对他的观感如何，富说：“此君专门教人杀戮立威，岂值得如此要官做！”语意非常刻薄。14不过，韩琦是与范仲淹同以文人治军，声震夷狄，人称“韩范”的军事家，而苏洵与之大谈兵事；富弼更是政坛老手，且具外交长才的政治人物，而苏洵与之论政治技术，宜其所得结果如此。
欧阳论荐，苏洵止得试衔初等官，心里大不满意，据说是由于富弼的排斥。
其时，老苏对于自己的仕进还很热心，听说张方平已以三司使召还，便立即西出百余里前往迎见，希望得到他的帮助。《嘉祐集·上张侍郎第二书》中，形容往迎途中的辛苦道：“雪后苦风，晨至郑州，唇黑面裂，僮仆无人色。从逆旅主人得束薪缊火，良久乃能以见。”出郑州的路上，他又碰到枢密使宋庠的车驾，更使他自伤沦落，续曰：“出郑州十里许，有导骑从东来，惊愕下马立道周，云宋端明且至，从者数百人，足声如雷，已过，乃敢上马徐去，私自伤至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