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房分卷，梅尧臣得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立即呈荐主考。欧阳修读得既惊且喜，本想将他置于榜首，但因试官所看的是糊名弥封的卷子，疑是门客曾巩（子固）之作，为怕别人说闲话，抑置第二。
再考《春秋》对义，苏轼得第一。
这次省试，锁院五十日，闱内无事，欧阳修、韩绛、王珪、范镇及两梅（挚与尧臣）共六人相与唱和作诗。欧阳修《归田录》说：“余六人者，欢然相得，群居终日，长篇险韵，众制交作。笔吏疲于写录，僮史奔走往来，间以滑稽嘲谑，形于风刺，更相酬酢，往往哄堂绝倒，目为一时盛事。”这盛事后来遭人攻击，朝廷明令禁止，以后试官在闱内不得做诗。
礼部试合格者，列名发榜于尚书省。苏氏兄弟通过了礼部这一关，但已不免身心交疲，就住在兴国寺里等候金殿御试。
三月，礼部奏名，将省试中式的人，开列名单，奏请天子亲策于廷，故又称为廷试。这一科赐礼部奏名进士诸科及第出身八百七十七人。三月初八日，礼部引试，约集进士先拜阙下，然后引入金殿两庑的考场，两庑内临时设置几席，席上各标姓名，寻名入座。仁宗皇帝亲御崇政殿。殿试以应答天子策问为主，试题是《民监赋》《鸾刀诗》《重申巽命论》。
考毕，由内臣收卷，编排官编注字号，付封弥官校勘，用御书院印。
旧制，殿试尚有黜落，临时取旨，或三人取一，或二人取一，或三人取二，但自这一年起，诏进士参加殿试者，皆不黜落。三月十四日发榜，全部登科。
宋取进士分五等，上二等曰及第，三等曰赐进士出身，四等五等曰同进士出身。建安章衡（子平）得第一，为状元；眉州苏轼得第二，为榜眼，皆进士及第。其余同榜成进士者有曾巩、苏辙、叶温叟、林旦、朱光庭、蒋之奇、邵迎、刁璹、苏舜举、张琥（后改名璪，与李定同治苏轼乌台诗狱，必欲置之死地以求富贵者，就是这个同年）、程筠、傅方元、邓文约、冯弋、家定国（眉山西社刘巨门下的同学）、吴子上、陈侗、莫君陈、蔡元道、蔡承禧、张师道、黄好古、单锡、李惇（李方叔之父）等。
洪迈《容斋随笔》说：
国朝自太平兴国以来，以科举罗天下士，士之策名前列者，或不十年而至公辅，吕蒙正、张齐贤皆是也。苏轼送同榜状元《章子平（衡）叙》也说：
仁宗一朝，十有三榜，数其上之三人，凡三十有九。其不至于公卿者，五人而已。盖为士者，知其身必达，故自爱重而不肯为非，天下公望，亦以鼎贵期之，故相与爱惜成就，以待其用。省榜一出，落第的举子汹汹大闹，指责试官挟有私见，评文不公，且在闱内唱和作诗。欧阳修摹写考场即景，有“无哗战士衔枚勇，下笔春蚕食叶声”句；梅尧臣有“万蚁战时春日暖，五星明处夜堂深”句。落第举子便据此汹汹抗议，攻击考官，说他们自命为五星，视我辈为蚕蚁。造为种种丑话，千百人聚于途中，包围欧阳修的马前马后，群诟众骂，甚至散布生祭欧阳的祭文，叫嚣不休。但至殿试榜出，大家就都不敢再闹了。
苏轼依例分别致书谢各试官。《谢梅龙图（挚）书》称道考试的方法说：“简且约，故天下之士皆敦朴而忠厚；详且难，故天下之士虚浮而矫激。诗赋将以观其志，而非以穷其所不能；策论将以观其才，而非以掩其所不知。使士大夫皆得宽然以尽其心，而无有一日之间，苍皇扰乱、偶得偶失之叹。”这个意见，就是他后来反对王安石变科举的滥觞。《谢王内翰（珪）启》有“顾惟山野之见闻，安识朝廷之忌讳”之语，竟是后来身罹诗狱的语谶。
欧阳修接到苏轼的谢启，拿给梅尧臣看，慨然道：
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一日，与儿子欧阳奕论文，说到苏轼，欧阳修叹道：“你们记得，更三十年，无人道着我也！”17
苏轼在《上梅直讲（尧臣）书》中，也充分表现了他对欧、梅的知遇之感，如言：
轼不自意，获在第二。既而闻之人，执事爱其文，以为有孟轲之风，而欧阳公亦以其能不为世俗之文也而取焉。……人不可以苟富贵，亦不可以徒贫贱，有大贤焉，而为其徒，则亦足恃矣。欧阳修提携后进，向来不遗余力，对苏轼更是用尽全力，到处揄扬。介绍他去见宰相文彦博、富弼，枢密使韩琦，大家都以国士待之，对他的印象很好。这些前辈对这位新科进士道：“唯恨你不能一识范文正公。”盖因范仲淹已于距此五年前的皇祐四年逝世。苏轼归读欧阳修所撰的《范文正公墓志》，为他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责任精神，磊落的行谊而深受感动，不觉落泪，叹道：“自读石介《庆历圣德诗》，中经十有五年，而不得一见其面，岂非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