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说，明公认为廉洁有文可以上比司马迁者，而困穷如此，岂不为之动心，而予以援手。嘉祐二年正月，认以礼部侍郎兼翰林侍读学士欧阳修知贡举，以龙图阁直学士梅挚（公仪）、翰林学士王珪（禹玉）、集贤殿修撰范镇（景仁）、知制诰韩绛（子华）等四人同权知礼部贡举。欧阳又举辟国子监直讲梅尧臣（圣俞）等为编排详定等官，同入试院。
宋代的科举，以贡举为常科，大体沿袭唐朝的制度，设进士、明经等科，皆秋取解，冬集礼部，春考试。明经科试“帖书”“墨义”，进士试诗、赋、论各一篇，策五道，帖《论语》十帖。策论验实学，诗赋看词章，前者定去留，后者分高下。
宋重进士而轻明经，考进士登上第者，不数年就赫然显贵。所以，主司对这两科的应试举子，待遇完全不同，考明经科者一入闱场，立即撤除帐幕毡席之类，以防传递作弊，其法甚严。场中也不供给茶汤，考生有渴到饮砚中墨水，弄得满嘴乌黑出来的，传以为笑。贡院试进士之日，例于阶前设案焚香，主司与进士互相对拜，所坐设位供帐甚盛，有司具茶汤饮浆，垂帘讲解，礼意周至。欧阳修有诗云：“焚香礼进士，撤幕待诸生。”即是指此。15
宋代开国之初，为了开创一个文治国家，世代君主，莫不好学，而执政大臣也无一不是出身科第，以学问相尚的知识分子，所以历史上，宋是一个文明精熟的文化大帝国。
然而，国兴百年，通行的文章体裁，却仍沿袭五代的弊风，为文有如七宝堆砌，但求辞藻华丽，宁愿使文字与思想脱节，陈腔满纸，空无一物。早年虽有柳开、穆修等欲矫时弊，提倡古文，而力不能逮，影响薄弱。
欧阳修读书之日，偶于废纸簏中得到一卷韩愈的遗文，取读之下，明白晓畅，觉得必须循此途径，才是文章之正道，于是竭力提倡恢复古文，期能革新文学的颓风。不料士人狃于旧习，束缚过久，一时不易变化，而又用意过当，作起文来，只求艰深和新奇，甚至不惜割裂文意，字雕句琢，弄到诡怪不通，迂僻难以句读的地步。这种病态的文字，其为空文而无实用，与骈丽之作，也是一样，所谓旧病未除，新弊更作，文风非常萎靡。
欧阳修以为读书人求出路，必须通过科举这条道路，而试官玉尺抡才，又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所以树立试场评文的新标准，是丕变文风的关键。当时风气，天下的士子莫不事先猜测下一科的主考会是谁，则谁的文章就是仿照诵习的模板，主试官的好尚与意向，往往可以领导风尚开创文运。欧阳修决心乘主持此届进士试的机会，建立标准，变革文风。入闱之初，即与同官协议，定下一个原则，凡是雕刻诡异之作，一例黜落。
他得到一份荐卷，文字艰涩破碎，猜想是有声场屋的刘几之卷，决心拿来开刀，提起朱笔就在这份卷子上画了一条极粗的红勒，予以黜落，以示惩劝。
这样做，当然会引起落第举子的抗议，但是欧阳修望重士林，毫不顾虑。两年后，刘几改名刘煇再度应试时，则所作文字已经完全变了，如出二人之手。由此可见欧阳修以考试为变革文风的手段非常成功。
苏轼学为文章，本自孟子、韩愈文入手，而对于文体演变的途径，也有非常清晰的认识，如及第后上《谢欧阳内翰启》所言：
自昔五代之余，文教衰落，风俗靡靡，日以涂地。圣上慨然太息，思有以澄其源，疏其流，明诏天下，晓喻厥旨，于是招来雄俊魁伟、敦厚朴直之士，罢去浮巧轻媚、丛错采绣之文，将以追两汉之余而渐复三代之故。士大夫不深明天子之心，用意过当，求深者或至迂，务奇者怪僻而不可读，余风未殄，新弊复作。……伏惟内翰执事，天之所付以收拾先王之遗文，天下之所待以觉悟学者。恭承王命，亲执文柄，意其必得天下之奇士，以塞明诏。……这篇谢启里的话，岂不与欧阳修所要力矫时弊、重振文风的心意完全吻合！难怪欧阳修读此函后，兴奋得决欲放此人出一头地了。
礼部属尚书省，故其会试又称省试。所试科目是诗、赋、论各一篇和时务策五道。苏轼在场中骋其健笔，发为痛快淋漓的论议，气象峥嵘，辞辩坌发。很多人以为苏轼天才，“下笔千言，倚马可待”，看得十分轻松，其实他也一样需要苦心经营。据李廌说，王珪的儿子仲嶷告诉他，王珪当年同知这次贡举，曾将苏轼的论与策两份原稿，带回家里秘密珍藏，论文《刑赏忠厚之至论》凡三次起草，虽然只是草稿，也结写涂注几字几字，其慎如此。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