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身负罪谴，虽然关心国事，却无议论的自由，有如骨鲠在喉，非常痛苦。五年夏日，原在高遵裕帅府中掌管机要文书的张舜民（芸叟），因作诗述及宋兵久屯失利的情形，谪官监郴州酒税，路过黄州，为他详述灵武兵败的经过。使他从这亲身参与者口中，亲闻这场战争所造成的军民大量的伤亡，边疆地方彻底破坏的惨状，不禁痛彻心扉。但他现在的处境，再也不能触碰“现实政治”这个怪兽，心里憋着这份受辱的痛楚，无处发泄，作《书张芸叟诗》，记舜民诗曰：
灵州城下千株柳，总被官军斫作薪。他日玉关归去路，将何攀折赠行人。青冈峡里韦州路，十去从军九不回。白骨似沙沙似骨，将军休上望乡台。又记舜民的话一条：“官军围灵武不下，粮尽而退，西人从城上呼官军：汉人兀攃否？或仰而答曰：兀攃。城上皆大笑，西人谓惭为兀攃也。”——此外不敢再著一字。
同年九月西夏来救米脂寨，鄜延经略使种谔率领七军，方阵而进，攻围敌寨。西夏兵八万余人，自无定河出，种谔挥兵前后夹击，夏兵死伤六万余人，尸横数十里，银水尽赤。掳获马匹五千，孳蓄铠甲万计。
这一胜利的消息，于同月二十二日，苏轼在武昌王齐愈家中得见陈慥书报才知道。当时大家高兴唱乐，各饮一巨觥，互相庆祝。苏轼也作诗志庆：
闻说官军取乞訚（即乞银），将军旗鼓捷如神。故知无定河边柳，得共中原雪絮春。后来又闻洮西捷报，苏轼亦有诗曰：
似闻指挥筑上郡，已觉谈笑无西戎。放臣不见天颜喜，但惊草木回春容。这洮西之役，由宦官王正中所主持，而此诗篇首曰“汉家将军一丈佛”，有人认为苏轼不会用这样的话来称颂一个宦官，所以断为伪作，而陆放翁以为此诗气格那么高，也不是别人假得出来的，所谓“一丈佛”者，不是赞誉，而是讽刺。其实这些都是书生狭隘之见，如果能够扬民族声威而有大贡献于国家者，正不必论其出身，以苏轼胸襟的阔大，宦官果能克敌致果，何尝不能给予赞美。
边臣为报灵州兵败之耻，防备西夏得寸进尺，鄜延大帅沈括，请在永乐（今陕西米脂）筑城，围阻西夏。神宗诏派给事中徐禧（德占）去实地考察。
不久之前，徐禧曾来蕲水，与苏轼见过，给他的印象是粗有胆气，实甚疏狂，不足以担当军国重事；而沈括又是那么一个好大喜功的投机分子，苏轼私下不免忧心忡忡。苏轼怕见这些官场人物，说话容易惹祸，但又不能放开他的关切，只得作书向滕达道探问消息：
黄当江路，过往不绝，语言之间，人情难测，不若称病不见为良计，二年不知出此，今始行之耳。西事得其详乎？虽废弃，未忘为国家虑也。此信的可示其略否？书不能尽区区。徐禧以诏使身份至边，不顾种谔等资深边将的反对，力赞沈括的计划，筑城永乐，上报天子，赐名银川寨。
讵知永乐为夏人必争之地，岂容占领？九月，西夏以三十万大军来攻。
永乐城被西夏兵团团围困，而地则依山无水，军士饥渴欲死。不久，城破，李舜举、徐禧、李稷均陷夏人之手。神宗以手诏给西夏，他们如能保全该城官兵，当尽还已侵之地。诏书未到，李、徐等已告死难，苏轼作《书永洛事》，曰：“圣主可谓重一士而轻千里矣。”
灵州、永乐两次战役，宋人死者约六十万，丧弃银钱绢谷，不可胜计。神宗得到永乐败讯时，当廷痛哭，自此不饮不食，绕室彷徨，悔恨不已！因此得病，遂尔崩逝，可以说是赍恨而殁。
徐禧由吕惠卿保荐，上《平戎策》投机成功。以一布衣而致大用，苏轼与他一面之交而已，于其死难后，作《吊徐德占》诗，比之为映门的松柏，背面的意思是当非栋梁之材，如不大用，定可终老岩壑，抱子生孙，政府“小才大用”成此恶果。至作吕惠卿责词时，所谓：“力引狂生之谋，驯至永乐之祸，兴言及此，流涕何追。”狂生者，即此徐禧。
苏轼遭难以来，朝廷政局，每下愈况。
国家的老成们，依然退出在政治的权力圈外，默默无闻。如司马光在洛阳独乐园里专心编撰《资治通鉴》，绝口不谈国事；张方平以太子少师致仕后，健康状况很坏，息影南都，无限寂寞；以司徒致仕的韩国公富弼，家居洛阳，悠游泉石，至元丰六年即已薨逝；文彦博虽然拜太尉，判河南，也只能邀同一辈耆老，举行耆年会，流连诗酒，消磨时日而已。38即使当年那么勇于自用，最有魄力、最有抱负的王安石，现在金陵，也只每日在钟山道上，驴背寻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