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弟得信，无恙，但因议公事，为一倅所怒，日夜欲倾之，念脱去未能耳。子由拙直之性，想深知之，非公孰能见容者，然实无他耳。而人或不亮。牢落如此，为一农夫而不可得，岂复有意与人争乎？亦不足言，聊可一笑而已。为了免与人争，他又作了《闻子由为郡僚所捃，恐当去官》诗（这诗题显然是后来加写的），劝苏辙不必徘徊瞻顾，到黄州来同耕东坡的好。
这首诗回溯生平，有很多感慨。他说，我们少小为学，自有远大的志趣，天如给我们机会，应该早已发迹，创出宏大的事业来了。谁知事实大谬不然，我们两人举步尽是荆天棘地，狼狈不堪。我如堕地跌得粉碎的瓦罐，不必再说了，你又何必恋此鸡肋，战战兢兢，只怕得罪，任劳任怨，别人还不谅解，“时哉归去来，共抱东坡耒”。
然而苏辙没有来，他当然了解苏轼在黄州的经济情形，一点收入也没有。而他自己呢，人口众多，生活负担比他老哥还要沉重，单靠东坡五十亩地，怎能养活两家人丁呢？这是一个被生活限制、无法实现的梦想，他只能忍着继续啃这块食之无味的鸡肋。
但是，官僚社会中势力倾轧与人身攻击，是残酷无情的，苏辙本来除监盐酒税的本职外，还兼了筠州州学的教授，不过为多点收入而已，以一个制科出身的人兼任州学教授，不应该有任何问题。不料毛国镇一走，他们便指责苏辙于州学所撰策题三道，乖违经旨，一状告到礼部。
京中的国子司业朱服，跟着落井下石，上奏道：
诸州学或不置教授，乞委长吏选现任官兼充。先以名上礼部，从本监体验，可委教授，即依所乞。其余旧补差教授，悉乞放罢。苏辙权筠州教授，所撰策题三道，以乖戾经旨，礼部言现为教授人，候有新官令罢。其苏辙乞令本路别差官兼管勾。诏可，苏辙便落了兼差。41
苏轼没有办法，只好背出廿二年前，兄弟同在怀远驿预备应考制科，埋头苦读时的宿约，希望凭此能够打动老弟的心意。作《初秋寄子由》诗：
百川日夜逝，物我相随去。惟有宿昔心，依然守故处。忆在怀远驿，闭门秋暑中。藜羹对书史，挥汗与子同。西风忽凄厉，落叶穿户牖。子起寻裌衣，感叹执我手。朱颜不可恃，此语君莫疑。别离恐不免，功名定难期。当时已凄断，况此两衰老。失途既难追，学道恨不早。买田秋已议，筑室春当成。雪堂风雨夜，已作对床声。苏轼向来有“蔑视金钱”的豪气，而苏辙则非常谨慎，仍然不敢造次，依然晨出暮归，两渡江水，忙他的盐和酒。
十一 神宗的救赎
放逐苏轼，不是神宗皇帝的本意，神宗渐悟苏轼并没有“讥讪君上”的意思，不过是执政们给异己者扣上去的一顶高帽子而已。然而宋朝传统的台谏制度，皇帝有必须接纳谏言的义务，而新政是国家的既定政策，也不容反对议论肆行流布，基于这两个政治之现实的情势，神宗不得不暂时牺牲苏轼。
苏轼得于百日内从御史台狱释出，完全出自神宗的宸断，责降处分又将他放在黄州，距离中原，并不甚远。从整个事件的发展看，应该不会很久就有逐步起复的后命，然而这个阶段，却一拖四年有余，这中间就必然有许多周折存在。
神宗非常欣赏苏轼的文采，并且记得祖父仁宗皇帝得此英才时的喜悦；祖母光献曹太后病榻上的遗言，更常常在他耳边回荡。苏轼在黄州，神宗没有遗忘过他，要等到一个适当的起复机会，才能按照程序，重新起用这位皇家重视的大臣。他的母亲宣仁太后，于元祐间特地面谕苏轼，将他从谪籍中重新起用，不次升擢的人，不是她，而是先帝（神宗）的遗意。又说：“先帝每诵卿文章，必叹曰：奇才，奇才！但未及进用卿耳。”（《宋史》本传）
苏轼在知徐州任时，有一件“失察妖贼”的旧案，不曾了结，到他已贬黄州，才得圣旨“放罪”（免罪），苏轼照例上《谢失察妖贼放罪表》。本来这种例行公事，日理万机的皇帝可以不必看，大约因是苏轼所写，故亦取来一读，当读到“……况兹沟渎之中，重遇雷霆之谴。无官可削，抚已知危。……”这几句时，不禁笑道：“畏吃棒耶？”42
虽是戏言，但也见得苏轼虽被放逐，但是他的文字，仍被皇上所喜爱。
神宗是个英明有为的君王，为增进行政效率，几年来反复研讨，计划改定官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