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雪堂落成后，苏轼有了招待客人的住处。元丰五六年间，雪堂寓客不断，五年五月绵竹道士杨世昌来，住到六年五月方才离去；而五年年底，同乡巢谷又来了，也住在雪堂；六年二月琴师崔闲自庐山来，幸而雪堂有屋五间，三位客人不妨同住；至六年三月间，与苏轼交契最深的於潜天目山诗僧参寥，又从杭州不远千里到黄州来看他，寓居雪堂整整一年，直至次年（元丰七年，1084）四月，才随苏轼一同离开黄州。
经验显示，一个人有些怎么样的朋友，可了解他是一个怎样的人物。黄州雪堂所招待的宾客，尽是道士（杨世昌）、和尚（参寥）、画家（米芾）、琴师（崔闲）和亡命者（巢谷）等，虽然因是罪官，士大夫们避嫌不敢来，但也足可看出苏轼血管里流着豪侠的热血，本来喜欢那些流浪江湖的朋友，一时都在黄州聚首。
参寥来了，他有了互相唱和的对手，作《再和潜师》诗：“吴山道人心似水，眼净尘空无可扫。故将妙语寄多情，横机欲试东坡老。……”竭尽僧俗两诗人穷居斗韵之乐。
参寥的诗境，风流蕴藉，几年来更多进步了，黄州所作，如《秋江》：“赤叶枫林落酒旗，白沙洲渚夕阳微。数声柔橹苍茫外，何处江村人夜归。”又如“隔林仿佛闻机杼，知有人家住翠微”句，更是直追渊明风格，苏轼称其清绝，谓不下于林和靖。
他们两人在东坡雪堂拥鼻吟哦，坐忘人世，却使在京师软红尘中的朋友大为涎羡。有人写信给苏轼问道：“闻公与诗僧相从，岂非‘隔林仿佛闻机杼’者乎？真东山胜游也。”即将此函出示参寥，笑道：“此吾师七字法号。”36
有一晚，苏轼梦见参寥拿了一卷诗轴来看他，醒后记得饮茶诗两句：“寒食清明都过了，石泉槐火一时新。”觉得此语甚美。槐火换新，是宋代风俗，每年清明节，例须将家中“火种”调换新火，可以理解，但不明白泉何故新？
参寥解释道：“俗以清明淘井，也许因此说泉水也一时新了。”这种说梦的事，虚无缥渺，说过也就算了。不料七年后，居然在杭州西湖智果精舍里，有了“泉新”的事实应验，使人顿生“知命无求”的感悟。37
十 老农忧国
知识分子为实现理想而生活，他们可以不在乎现实世界中的得失荣辱，不在乎物质生活的贫乏，但却无法忍受被现实社会排斥、废弃的命运。知识分子怀着一片对国家和生民奉献的热情，具有不可压制的观察与批评的精神，一旦遭逢政治势力的压抑和阻截，无异彻底冲毁了他们赖以安身立命的“道”，这种摧残生命意义的打击，使士君子者人生庄严的使命感完全丧失，残存这个苍白的生命，不能不落入自我迷失的彷徨，而造成无可奈何的忧戚。
朋友赵昶（晦之）来信劝苏轼：“处患难，不戚戚。”苏轼大不为然，凛然复书道：
示谕“处患难，不戚戚”，只是愚人无心肝耳，与鹿豕木石何异！所谓道者，何曾梦见？……知识分子的淑世精神，是生命中的长明灯，不论发生何等残酷的遭遇，生命存在，此火不灭。苏轼《与李公择（常）书》，正可以作前函的正面注解：
兄虽怀坎壈于时，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祸福得丧，付与造物。所以，那几年间，好大喜功的当权者，以国家的命运做赌注，贸然发动对西夏的战争时，苏轼不免忧心忡忡，付与异常的关切。战争失败所造成的耻辱，使苏轼满怀悲愤，无可发泄，只得借用吊唁朋友的形式，作诗写记，隐约吐露这黄州老农的忧国之心。
事起元丰四年（1081），西夏发生政变，西夏王秉常被臣下幽禁了。边臣劝帝乘此机会兴师问罪。神宗便诏熙河经制李宪等五路兵马，大举西征。高遵裕以环庆之师节制泾原刘昌祚的兵马，种谊以鄜延之师分道行兵。李宪只是一个宦官，不懂军事，虽然派驻边疆，也并不深知疆务。军行距灵州百里，虏骑骤至，幸有高遵裕出精骑接仗，未被所乘，斩首千余级，又会合泾原兵马，径围灵州。
围城久久未下，刘昌祚请分兵攻打东关，不许。西夏人决黄河之水灌营，又抄绝大军赖以供给的饷道，士卒冻溺而死者无算，余军断炮为梁逃生，与追兵厮杀，转战累日，终于全军败覆。时在元丰四年（1081）九月，为第一次的灵武兵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