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好酒复爱茶。黄州并不产茶，不过安国寺的竹间亭下，种有几株茶树，却是名物。每年春天，徐太守必邀苏轼同游安国寺，饮酒亭上。酒后，撷亭下之茶烹而饮之，甘芳沁于心脾。大受病殁，郡人请苏轼改此亭名为“遗爱”，用以纪念这个好官。22
饮茶以促进健康，苏轼有个秘诀，《漱茶说》曰：
除烦去腻，世不可缺茶，然暗中损人殆不少。昔人云：自茗饮盛后，人多患气，不复病黄。虽损益相半，而消阳助阴，益不偿损也。……他的方法是食后用粗叶浓茶漱口，使油腻不入肠胃，牙齿也得坚密而虫病不生。上品茶不能常有，只能隔几日喝一盏，也就不足为害了。
他在黄州，是个生活都成问题的罪官，自顾不遑，一朝听到岳鄂民间流行“溺婴”的恶俗，想到无知的人们竟在亲手扼杀自己的骨肉，不禁芒刺在背，寝食难安。虽然他既无官守，又无财力，但他还是要奋力以赴，呼吁有力量的朋友，循法律的、经济的两个途径，双管齐下，来共同消弭这公然杀人的恶俗。
事情发生在元丰五年（1082）的正月，同乡王天麟从武昌过江来看他，闲话间，说起岳鄂一带民间，有桩沿袭已久的恶俗，即是“溺婴”。
一般平家小户，限于经济能力，最多只能抚养二男一女，当时没有节育方法，超过能力限度而再有生养时，只好等到生下地时，立即将这新生儿，揿入冷水盆里，杀害了事。中国古代社会，重男轻女，所以迟来的女婴，几乎无一幸免。因此造成人口上男多女少的偏差，使社会上娶不着老婆的鳏夫激增，已可看出“溺婴”的普遍。
苏轼听了这话，为之食不下咽，写了一封千字长函给笃重人伦的朱鄂州（寿昌），求他挺身出来改革这桩太不人道的恶俗。他形容溺杀当时的残忍：“初生辄以冷水浸杀，其父母亦不忍，率常闭目背面，以手按之水盆中，咿嘤良久乃死。”他说这种行为的法律责任是：“准律，故杀子孙徒二年。”指的是刑统（斗讼、殴詈父母祖父母）条：“子孙违犯教令，而祖父母、父母殴杀者，徒一年半，……故杀者加一等。”律疏说：“非违犯教令而故杀者，徒二年。”
苏轼引用的律条即此，而且特别说明：“此长吏所得按举。”即指此非告诉乃论的罪行，不必要有原告，地方长官可以依法检举的公诉罪。他要求朱知州：“明告诸邑令佐，使召诸保正，告以法律，谕以祸福，约以必行，使归转以相语，仍录条粉壁晓示，且立赏召人告官。……若依律行遣数人，此风便革。”
除了法律禁止之外，追究形成这种恶俗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贫穷”。苏轼举述王天麟的经验说：“天麟每闻其侧近有此，辄驰救之，量与衣服饮食，全活者非一。既旬日，有无子息人欲乞其子者，辄亦不肯。”
苏轼说：“以此知其父子之爱，天性故在。”随后举述自己援救荒年弃儿的经验：
轼向在密州遇饥年，民多弃子，因盘量劝诱米，得出剩数百石，别储之，专以收养弃儿。月给六斗，比期年，养者与儿，皆有父母之爱，遂不失所。……刚刚落地的婴儿，父母对他还没来得及产生感情，才施展得出这样残酷的手段。要度过这一关，“但得初生数日不杀，后虽劝之使杀，亦不肯矣”。
苏轼一面建议朱寿昌以知州的权力，根据法律禁止杀婴；一面则在黄州，怂恿古耕道出面，组织一个私人慈善事业的“育儿会”，向本地富户劝募钱米，每年每户定出钱十千，买米、布、绢、絮，访问贫家力不足以自养者，分别予以实物济助，劝令留养自己的骨肉。
古耕道在本地，人头很熟，访问劝捐，都需要他，而以安国寺的住持继莲管理财务，以昭众信。苏轼是幕后的发起人，不论其时手头已很拮据，但他慨然道：
若岁活得百个小儿，亦闲居一乐事也。吾虽贫，亦当出十千。朱寿昌是孝子，必是仁人，本来，他是一定会接受苏轼的建议而认真去做的，无奈为时不久，朱即罢职他调。后任鄂州太守陈君瀚，与苏并不相识，这件官方不急之事，似乎也就被搁置下来了。
饮馔，是苏轼最大的嗜好，而黄州食物，价钱也不昂贵，但是在黄州住了一两年后，眼看手上那一点微薄的积蓄，已经花得差不多，苏轼便只得硬了头皮，束紧裤带，提倡“节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