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他到底受过严格的儒家训练，静定下来，反求诸己，检讨祸患所生，只归咎于自己的鲁莽与无知，不怨天，不尤人。《答李端叔书》云：
轼少年时，读书作文，专为应举而已。既及进士第，贪得不已，又举制策，其实何所有？而其科号为直言极谏，故每纷然诵说古今，考论是非，以应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为实能之，故??至今，坐此得罪几死，所谓齐虏以口舌得官，真可笑也。此函最后一段，苏轼痛切指述：“才华外露”是做人的一种毛病。这是他从前虑所不及，而现在非常后悔的经验。他说：
木有瘿，石有晕，犀有通，以取妍于人，皆物之病也。谪居无事，默自观省，回视卅年以来，所为多其病者。足下所见皆故我，非今我也。人须经历忧患，才能成熟。诗狱的锻炼，黄州的贬谪，在苏轼的人生历程中，非常关键。
然而，孤立的生活，无法填补精神空虚的症状，一个人颠三倒四的反省功夫，也只能增加自咎的痛苦，无助于心理创伤的疗治。他只觉得胸腔里这颗心，空荡荡地没处安放，彷徨、恐惧，甚至怔忡，怎么样的譬解和排遣，都归无用时，他想到用禅门静坐的方法，来求取解脱。
黄州城南五里那座安国寺，就是他一到黄州就经常去洗澡的那个庙宇，前后茂林修竹，郁郁苍苍，院内陂池亭榭，也都错落有致，景物幽静。苏轼每隔一两天，就到这寺里去辟室焚香静坐。静坐是禅门中从达摩祖师面壁以来，一项传统的功夫，禅的意义本来就是“静虑”，是在沉思默想中，获取“出神静观”的方法。坐禅这种训练，并非单是造成一种自我催眠状态去忘记痛苦，而是训练你学会如何清楚而明确地界定对一切事物的观念，从完全不同寻常的观点来作性行的自省，来看待外在的事物。坐禅的方法，是先使心灵集中于所观想的对象，使头脑冷静，心灵休息，排除任何现实世界中情感的混杂，以精神上的直觉主宰意志和情意，使于静定澄澈中，获得心灵的平衡，获得较高层次的意志，获得佛家所言“戒、定、慧”三学中的“定”和“慧”。
苏轼自言他实行静坐，为了“收召魂魄”，“求所以自新之方”，正与禅门静坐的目的相符合。据他实行的经验，确然很有效验，可以达到“物我相忘，身心皆空”的境界。苏轼说过：人如真能一念清净，则世俗的污染就如身上沾染的尘埃一样，纷纷自落，使你“表里翛然”，得垢秽尽去之乐。
苏轼好与僧侣做朋友，也很喜欢佛家思想，自到黄州，别的事物容易导生痛苦的联想，不能不竭力规避，所以一意只看释典。既然只读佛书，偶尔动笔，就自然流露些不会惹祸的佛家言语。如《与程彝仲推官书》云：
某与幼累皆安，子由频得书无恙。元修（巢谷）去已久矣，今必还家。所要亭记，岂敢于吾兄有所惜。但多难畏人，不复作文字，惟时作僧佛话耳。千万体察，非推辞也。……苏轼勤读佛书，目的只求实用，用佛家的道理来排除一些心灵上的障碍，超脱黑白混淆的现实世界，自求解脱而已。他这种态度，在《答毕仲举书》里，说得非常坦白：
佛书旧亦尝看，但暗塞不能通其妙。独时取其粗浅假说以自洗濯，若农夫之去草，旋去旋生，虽若无益，然终愈于不去也。若世之君子，所谓超然玄悟者，仆不识也。往时陈述古（襄）好论禅，自以为至矣，而鄙仆所言为浅陋。仆尝语述古：公之所谈，譬之饮食，龙肉也；而仆之所学，猪肉也。猪之与龙，则有间矣，然公终日说龙肉，不如仆之食猪肉，实美而真饱也。是年八月间，哺养苏轼和他亡姊八娘，在苏家服务三十余年的乳母任氏，时已七十二的高龄，大约是舟行跋涉之后，水土不服，忽然一病身故，苏轼为她营办丧葬，着实忙了一阵；同时得讯，苏辙回到九江，转赴高安任所未久，也殇掉了一个女儿；十月间又接到他的堂兄（苏涣的长子）子正（不欺）于九月间病逝成都任上的讣告。这一连串死亡的变故，使他对于生命的无常感触甚深。因此这年冬至时，他又向黄州天庆观的道士借得道堂三间，谢客燕坐四十九日，致王巩书说：“虽不能如张（方平）公之不语，然亦常阖户反视，想当有深益处。”仍是希望用静坐的方法来澄澈心里激荡起伏的痛苦。
像这样忽从佛寺，忽入道观，营营不倦的行动里，充分表示劫后余生的苏轼精神耗弱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