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皋亭下，八十余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嵋雪水，吾饮食沐浴皆取焉，何必归乡哉。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问子丰新第园池，与此孰胜？所以不如君者，上无两税及助役钱耳。粗看他对于这种闲散的隐居生活，似已非常满足，其实那只是生活之艺术精神的一面。作为一个儒学者，淑世是其生命的本分，“虽云走仁义，未免违寒饿”，他可以毫不怨悔。但是“丈夫重出处，不退要当前”，满怀用世的热情又怎能轻易放下？所以当他的好友李常寄诗来慰问他的不幸时，他却大不以为然，复书直道儒者的责任时，又另是一副铁石心肠。如言：
示及新诗，皆有远别惘然之意，虽兄之爱我厚，然仆本以铁石心肠待公，何乃尔耶？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若见仆困穷，便相于邑，则与不学道者，大不相远矣。兄造道深，中必不尔，出于相好之笃而已。然朋友之义，专务规谏，辄以狂言广兄之意尔。虽怀坎壈于时，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祸福得丧，付与造物。非兄，仆岂发此！看讫便火之，不知者以为诟病也。身在冤诬谪废中，而犹有如此生气凛然的言语，这是苏轼道德勇气之所在，亦是其性格中坚忍不拔之一面。
苏辙将嫂氏一行送到黄州，顺从老兄的心愿，在黄州住了十天。在此短短十日中，兄弟俩去武昌游玩了寒溪西山寺，武昌县令招待了他们酒食。苏辙全家老小还在九江等他，不得不于六月初九，匆匆告别，苏轼相送至刘郎洑，饮别于王齐愈家。苏辙既行，空洞与寂寞又如浓雾一样，向苏轼重重包围过来，黄州又变成一片荒茫的沙漠了。
三 孤立于风雨沙洲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前举这阕《卜算子》，为苏轼初到黄州，寓居定惠院时所作。黄山谷论为：“语意高妙，似非吃烟火食人语，非胸中有万卷书，笔上无一点尘俗气，孰能至此。”推美虽然绝至，但非真正知音，此作实是苏轼的“忧患之词”。当他寄居定惠院时，心理状态尚未恢复平静，每天必须等到夜晚，才独自溜出寺门，到附近走走，心如惊弓之鸟一样的惶惑和孤独。
人须有所不为而后才能有为，这是一个自由人所必须具有的品格。与一个过度世俗化的人不同，他不追求利禄，不在意世俗的荣辱，他只坚持他的价值观念和精神的自由。
忠于自己观念的人，不肯苟与人同，才能“拣尽寒枝不肯栖”，在一片诺诺声中，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遭遇排斥和放逐，几乎是必然的命运，这命运，就是“寂寞沙洲冷”。
残酷的政治迫害，使苏轼的心灵流血不止。这些时间里，他有意把自己封闭起来，宁愿忍受孤寒与寂寞的惩罚。
初到黄州寄居寺院那段时间，他是如此，后来虽然全家团聚，安居临皋亭了，而他那劫后余生的紧张心理，并不能够马上有所改善，依然在惶惧的情绪压迫下，自愿孤立于一切人事之外。《答李端叔书》说：
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亲友不与他通问，是因为他的罪名太大，怕惹是非。即使他自己，亦何尝不怕“文字为累”。如此信之尾，他还再三叮嘱端叔：“自得罪后，不敢作文字。此书虽非文，然信笔书意，不觉累幅，亦不须示人，必喻此意。”
不敢作文字，也是一种“孤立”的刑罚。如当时曾有某人请他写篇燕子楼记，徐州为苏轼旧游之地，燕子楼又是那么凄艳的名迹，若在平时，苏轼如何能不援笔而起？现在毕竟无可奈何，只得很诚恳地辞了他的朋友，向他诉苦道：只要出口落笔，便被憎恶他的人们，拿来做“笺注”的依据，所以不能不“牢闭口，莫把笔”了。充分显示了在这种张眼便是荆天棘地的处境里，一个被迫害者的战栗与惶恐。
苏轼庆幸自己能够混迹渔樵，不被别人认识，每于酒后，则独自一人，布衣芒屩，出入阡陌，到各处漫游，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得“旷然天真”之乐（《答言上人》）。有时，他会在袖筒里笼着许多石弹子，到江边与人比赛投击江水，看谁能使石弹滑出水面最远。8有时在路边凉亭里歇脚，也会要求别人讲个鬼故事听听，假使那人说，没有鬼故事可讲，苏轼就求他：“姑妄言之也好。”旁人听他此言，无不哄然大笑。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