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件事说到唐介的忧愤而死，考证《宋史·唐介传》，说是唐介多次与王安石争论，王安石强词夺理，皇上也支持他，唐介非常生气，竟然背上长了疽疮，死了，死时只有六十岁。吕诲说，王安石曾与唐介争论如何判一个案子，说的就是阿芸杀人那件事。人死于病疽，是很平常的事，唐介六十岁而死，尤其平常。唐介曾与文彦博在皇帝面前为了“灯笼锦”一事发生争吵，由此遭到放逐，都没有死，为了一个妇人重罪轻判的事有所争论，却死了，如果确实是这样，真可以说是轻如鸿毛。因为同僚中死了一个人，王安石就被认为有罪，那么谁是无罪之人呢？
第九件事是说章辟光请求让岐王搬到外面去住。自古以来，专制国家因为兄弟争夺皇位而导致天下大乱的史不绝书。所以，后世诸王分封之后，一定要让他们搬到外面去住。因为互相挨得很近双方会觉得有一种压力，不如离得远一些反而可以常保无事。岐王和嘉王都是宋神宗的同母兄弟，没有比他们更亲密的了。熙宁（1068—1077）初年，著作郎章辟光请求他们迁居到外面去，这与阴邪小人私下里的挑拨离间是不一样的。神宗想加罪于章辟光，应该也是亲情使他这样做的。只有王安石违背众人的看法，不主张给章辟光加重罪，最重要的是，他是作为大臣在为国家的前途着想。况且，岐王、嘉王都是有贤德的王爷，熙宁（1068—1077）以来，岐王多次请求搬到外面居住，但表章呈上就被推却，这是岐王以礼要求自己。元丰八年（1085年），神宗患病，开始时二王每天都来问候，等到降制立延安郡王赵傭为太子时，就不让二王随便进入了。凭着宣仁太后母子的亲情，与神宗二十年来的兄弟友爱会有什么嫌疑呢？然而就是这样，这正是宣仁太后以礼来维护二王的地方。元祐（1086—1094）初年，哲宗赐颢亲贤坊与弟弟对门居住，并且下发文告，说：“先皇帝以仁厚之心对待兄弟友情，恩德超过了礼义，所以不让二王搬到外面居住，如同武王对待周公的用意。太皇太后严肃朝廷礼义，用礼义来约束恩德，才答应他们的请求，搬到外面居住，这是孔子说的‘远其子’的用意。他们的做法或有不同，但道理是相同的。”由此看来，章辟光的建议完全符合上述道理。很显然，是不能以离间这样的重罪来处理他的，而王安石就更没有罪了。
他所说的第十件事是攻击三司条例司，到这里才开始说到新法。当时的财政不可不整顿，而整顿财政必须有一个机关负责此事，那么三司条例司就不能不成立，这一点前面已经说得很详细了。至于派遣使者巡行各路，是先行调查，然后才能立法，这正是遵守办事的次序。他所派遣的八个人中，有像刘彝、谢卿材、侯叔献、程颢这样的人，当时他们都号称是贤人，当初的用意难道是任用小人来败坏天下大事吗？当时，均输法、保甲法、青苗法、免役法等各项法令还没有施行，王安石的抱负还没有得到尝试，吕诲根据什么说看到他是耽误天下苍生的人呢？
考证《宋史·吕诲传》：章辟光上疏建议岐王颢应该搬到外面居住，皇太后大怒，皇帝下令治他的离间之罪，王安石说他无罪。吕诲请求把章辟光交给监狱的狱卒，没有得逞，于是上疏弹劾王安石。然而，吕诲实际上只是因为章辟光这件事没有按照他的意见办，出于意气用事，不惜对王安石进行大肆诬蔑。这与此前因为濮议之争他没有达到目的，就不惜诬告韩琦和欧阳修是一样的，两件事如出一辙。像这样的人，就算是宽容地对待他，也不免要像孔子那样指出他的毛病是直率但不知礼义，如果严格地要求他们，那么就要像帝尧曾经说过的那样，他们的谗言毁坏了许多美好的东西，让我们都感到震惊啊。据史书记载，吕诲将要上朝回答皇上的问话，司马光在朝房遇到了他，悄悄问他：“今天要说的是什么事？”吕诲说：“袖中弹劾的文章是新写的。”司马光惊讶地说：“大家都很高兴得到一个人才，为什么你要参他呢？”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当时朝廷上的人没有一个不信服王安石的为人的。对王安石进行私人攻击的只有吕诲一个人，这与蒋之奇、彭思永以男女之事诬陷欧阳修没有什么区别。后人没有人为他申辩，我因此不怕多费笔墨，做了如上的辩解。（以上所辩，一半采用蔡上翔的说法，其间又掺杂了我的想法，因此不再注明，把蔡上翔的名字附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