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异十三）
《宋史·吕诲传》还记载，章辟光的这个奏章是受到王安石、吕惠卿诱导的结果。章辟光扬言：“朝廷如果给我很重的罪名，我一定不会放过他们二人。”就此来说，王安石、吕惠卿其实是这个案子的罪魁祸首，而且章辟光又对外说了出来，吕诲肯定已经听说了，他要根据情况指出实情并不难，为什么他在弹劾的时候没有说呢？难道吕诲对王安石还有所保留吗？其实，这肯定是后来恨王安石的那些人看到吕诲的那些话，在这里变本加厉，编造出来，又被后来写史的人采用了，结果与吕诲弹劾的原文完全对不上号，这又是他们诬蔑王安石的一个例子。
现在将当时因为争论新法而辞去官职的人列举在下面：
熙宁二年（1069年）五月，翰林学士权开封府郑獬因为在审判一个谋杀的案子时不依据新法，离开开封府知杭州。宣徽北院使王拱臣、知制诰钱公辅都因为在与王安石讨论新法时意见不合，王拱臣离开开封，判应天府，钱公辅出知江宁府。
六月，御史中丞吕诲弹劾王安石，皇帝将他的奏章发还给他，吕诲于是要求离开这里，他出知郑州。
八月，知谏院范纯仁说，王安石改变祖宗法度，搜刮民间财富，老百姓心里很不踏实。皇帝不听他这一套。范纯仁要求离开，出知河中府。不久又转任成都转运使，因为新法施行起来不方便，他就告诫州县不要马上施行新法，王安石对他的阻挠感到非常愤怒，就把他贬到知和州。
同月，侍御史刘述、刘琦、钱连续上表章弹劾王安石，结果，贬刘述知江州，刘琦监处州盐酒务，钱监衢州盐税。
同月，条例司检详文字苏辙，因为和吕惠卿讨论新法，意见不合，贬为河南推官。
十月，同平章事富弼自称有病，要求引退，出判亳州。
熙宁三年（1070年）正月，判尚书省张方平极言新法的危害，要求离开京城，出判应天府。
二月，河北安抚使韩琦因为给青苗法提了很多意见，不被接受，上疏请求辞去安抚使的职务，只领大名府路，皇上同意了。
（考异十四）
史书上记载，王安石大肆诋毁韩琦和富弼，说富弼貌似恭敬，实际上很高傲；又说他把依附韩琦视为欧阳修的错误，还说他的儿子曾说，如果将韩琦、富弼斩首于市，新法就可以施行了，等等。种种诬陷诽谤之词不一而足。假使王安石果然说过这样的话，就是说他丧心病狂也不过分。但是，我们看《临川先生文集》，恰恰与此相反。书中有《赐允富弼辞免左仆射诏》，其中讲道：“您辅佐我的祖父，在当时功劳卓著，鞠躬尽瘁，始终如一，忠心耿耿地为国家着想，大义可以长存。如果国家有了疑难，还是要求助于你。”还有《赐允韩琦乞州诏》也说：“您以公师之官的身份将相的地位统管四路，守卫一方，在您身上，寄托着十分重大的责任，群臣没有能够和您相比的，虽然您身患疾病，但希望早日痊愈。您频频发来奏章，以病相告，朝中尊贵的大臣元老对您都有特殊的感情，无论从恩情上说，还是从礼义上说，都是很重视您的，怎么敢对您薄情呢？只好违背您的意愿，姑且这样安排吧。”又有《贺韩魏公启》，其中写道：“（前略）尊敬的韩魏公，您秉承天地间的正气，就像我们这个时代可以卜知吉凶的大龟。忠诚不渝的节操为当时所推重，德行和声望也是我们的表率。您负责起草皇帝的诏令，掌管着中枢机构的大权，对您的毁誉几乎多得数不胜数，而国运的顺利与艰险却常在您的一念之间。所以，天下的百姓都把您是否被重用视为国家安危的征兆。（中略）像您这样，进退都想到国家的大义，出去还是留下则选择适当的时机，从您的所作所为来看，真是太完美了。我一直受到您的庇护和信赖，实在想得到您的帮助和支持。我现在身为近臣，想要尽一点儿为皇上竭力谋划的义务，又赶上当世这个大好的时机，更怀有对于‘下比’的嫌恶，虽然我任用的人没有来自显贵门第的，却并不敢忘记您旧日的德行。（后略）”由此看来，王安石对韩琦、富弼二人实在是非常真诚地向往与他们合作的，而韩琦、富弼与王安石虽然对新法的看法不同，但他们的私交却始终没有改变。他们屡次请求休息，的确是因为年老生病，未必是新法的缘故。而史书上的传闻说王安石诋毁韩琦、富弼，一定是诬陷，这是毫无疑义的。
熙宁三年（1070年）二月，任命司马光为枢密副使，他没有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