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做了宰相没有几天,任免官职就自己做主,大臣中被放逐到外地做官的都是不肯依附于他的人,他却胡说这是皇上的意思。如果是这样,就不应该是王安石怨恨要报复的人。丞相不写敕令,这是本朝的惯例,从未听说有谁这样做过,他的用意是要显示自己的威风,在朝廷之上引起震动。然而现在同掌朝政的这些人都依顺于他,朝廷重臣也都回避他,于是他就可以专横地做任何事了。树立个人的权威,危害国家的大政,这是第七件事。在皇上面前奏对的时候,王安石总是放肆地强词夺理。他曾与唐介争论有关谋杀的罪名,竟然大声喧哗起来,众人都认为王安石做得不对,而肯定唐介的做法。唐介是个忠诚刚直的人,识大体,顾大局,不能在口舌之争中占上风,每次辩论后都非常恼怒,竟气得背上长了疽疮,不幸病故了。从此同僚都非常害怕同他争论,即便是宰相也不敢上前和他较真。任性地评判是非,欺凌同朝官员,这是第八件事。皇上正要效法唐尧,向九族表示亲善,并且奉养亲人友爱兄弟,以此影响天下的风尚,这时,小人章辟光却上疏建议让岐王迁到皇宫外面居住。这是犯了离间之罪,一定是不能宽赦的。皇上曾有旨意送交中书省,想要判他的罪,但王安石拒不服从,还危言耸听地迷惑皇上。他就是想在皇上兄弟之间制造矛盾,还真让他得逞了。他交结朋党的目的已经很明显了,这是第九件事。如今,国家经费预算都由三司衙门负责,王安石作为执政者,与知枢密院的人同掌制置三司条例司,兵权和财权都由他掌管,他在这个国家的分量也就可想而知了。又举荐了三个人为他做事,派遣八个人巡行各路,虽然说是商讨财政方面的情况,实际上是要动摇天下。我没有见到它的好处,却看到了它的害处,这是第十件事。
这真是一篇奇文,难得,难得!所谓“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下面要看梁启超如何来“析”了。但这个吕诲确实了不得,真是罗织罪名的一大高手,无中生有,牵强附会,捕风捉影,造谣诬蔑,无所不用其极,目的只是想整倒自己的政治对手,其心机真让人不寒而栗。我们只能庆幸王安石遇到的是宋神宗,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我指出王安石所做的这些猥琐之事,也许污染了皇上的耳目,但我是担心皇上欣赏他的才能,一直依赖,重用他,真假、正邪都分辨不清,使得奸邪之人道路通畅,而贤明的人却渐渐离去,动乱也就由此而产生了。我追究王安石的行为轨迹,他并没有远大的战略,只是务求改革,标新立异,文过饰非,欺上瞒下,我很为此担忧。误导天下苍生的,一定是这个人!我真诚地希望皇上对于如何治理天下,还是要和众人商量。现在天灾多次出现,人与人之间也有很多矛盾,应该让事情变得透明,而不应该把水搅浑。像王安石这样的人在朝廷上执掌大权这么久,天下没有安定和谐的道理。我坦率诚恳地说出这些话,甚至不考虑可能飞来的横祸,就是希望能感动皇上,让皇上能辨别真伪。何况皇上的志向就是要刚毅果决,对于尚处在隐伏阶段的事情也能有所察觉。您也可以和其他人的说法对质,之后就知道我所说的是不是中肯。不过,攻击诋毁大臣的罪过,我也不敢逃避。我在孤立危险的情况下写了这些意见,是因为自己担任这个职位,有一份责任在这里,不说出来心里会不安的。当您公开奏章内容的时候,希望能避开和我有夙怨的人。
吕诲是什么人呢?就是治平(宋英宗年号,1064—1067)年间因濮议事件弹劾韩琦、欧阳修,请求杀欧阳修以谢祖宗的那个人。欧阳修在他所著的《濮议》一文中,将他的语言、状貌和心术都刻画得一览无余。欧阳修曾经说过,宣扬皇帝的缺点来显示自己的正确,是不可以的,更何况以恶名诬陷皇帝来邀买虚名呢?当时的言官大概都是这样的,吕诲是他们的代表。现在我就根据他弹劾王安石的话做一番辩解。
吕诲在一开始就把王安石比作卢杞,然后才说到他要弹劾王安石的十件事,是因为不得已才这样说的。第一件事就是“争鹌鹑”这个案子。当时王安石判得是否合适,如今在史籍中已经见不到关于整个案件的记载,我们也无法考辨,但即使有不合适的地方,也就是法官解释法律条文的错误,这是很小的一件事,而且事情发生在嘉祐末年(宋仁宗年号,1056—1063),到这时已经过去六七年了,难道还不能画句号吗?他所说的第一件事和第二件事都在指责王安石沽名钓誉,心里边所想不过是谋取官职,这本来属于一件事,他非要一分为二,以便凑足十件事这个数,已经很可笑了,再把他所弹劾的问题拿来和事实对照一下,就会发现,治平二年(1065年)七月,王安石服丧期满,宋英宗下诏,要求他赴阙,也就是到京城做官,诏书接连下了三次,王安石也连续三次向朝廷递交了《辞赴阙状》,这些都在他的文集中,现在仍可以见到。他在其中诉说自己抱病日久,不能走太远的路,等到稍能支持,再出去为官府做事。而且,他还请求做一名小官吏,能在江宁府居住,方便打理,他的三篇《辞赴阙状》内容相同,何尝有赖在病床上不起来的事呢?根据这件事就证明他轻慢无礼,难道吕诲不许别人生病不成?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宋英宗去世,宋神宗即位,这年的三月任命王安石知江宁府,仍然有《辞知江宁府状》收在王安石的文集中,理由还是病未痊愈,哪里有不屑于为英宗做事,只想为神宗做事这样的意思呢?王安石自二十岁开始到中年都是因为贫穷而做官,所以他并不认为小官就卑贱。那种隐居山林的思想,他在晚年的时候确实是有的,但此前却不曾有过,即使是在平生交游往来的书信中都不曾流露过,更何况对皇上呢?他在此前还有《辞试馆职》(应为《乞免就试状》——编注)《辞集贤校理》《辞同修起居注》等,都是有原因的,这些都收在他的文集中,是清清楚楚,可以考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