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征归顺了大宋，熙河一带已经没有可以担心的了，只是要节省不必要的开支，好好地管理当地的财赋和粮食生产，做长久在这里驻扎的准备。皇上是个心胸开阔的人，他认为您的功劳和信用都非常显著，把守边征战的重任交给您，没有任何奇谈怪论可以动摇他的决心。您应该施展您的抱负，来报答皇上对您的信任，其余的可以不必在意。
看了王韶的谋划，以及王安石写给王韶的几封书信，就知道熙河的收复真的是不得已啊！王安石是慈祥的，有恻隐之心，不想看到老百姓生灵涂炭，这种心情也是可以想见的。但是，那些反对他的人仍然闹嚷嚷地以轻易挑起边境事端为由指责王韶，并且以此来指责王安石。什么叫挑起事端？如果敌人没有挑衅而是先由我方引起争端，可以说我方挑起事端。但是想一想，西夏的李继迁、李德明、李元昊在六七十年之间不停地用兵，当时执掌国家命运的人，是谁挑起了事端呢？可见，事端是敌人挑起来的，我们就是想不应战都是不可能的。景祐元年（1034年），李元昊攻打环州、庆州、卫州，第二年攻打唃厮罗，夺取了瓜、肃、沙三州之地，李元昊要向南侵扰，担心唃厮罗牵制他的后方，又举兵攻打兰州羌人的各个部落。那个时候，好像甲和乙遭遇了，在路上发生争斗，甲知道打不过乙，赶快逃跑，躲开他，锁上门守在那里，而情绪激动的打人者还等在门口呢。李德明、李元昊多次攻打唃厮罗，他们的势力已经到达我们的秦、陇地区，这与甲乙打架甲闭门不出有什么区别呢？然而，要想抵御西夏，必须占领熙河；而要想占领熙河，就要收服这些羌人，这样才能杜绝西夏人向南侵扰。当时可能有许多事情，但没有比这件事更迫切的了。奇怪的是，这些人不去计较西夏人向南侵扰成为中原的大患，反而责备王韶、王安石挑起事端，那么是不是一定要大开国门把强盗都放进来才能受到他们的赞扬呢？尤其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元祐初年，司马光执政，王安石的新法几乎都被废止不用了，甚至还想将整个熙河都废弃不要了。当时有个叫孙路的人拿着地图上奏说：“如果这样做的话，陵西一道就危险了。”司马光这才没有这样做。历史上，东汉灵帝时，西羌谋反，韩遂在陇右作乱，司徒崔烈认为应该放弃凉州。傅燮说：“司徒崔烈应该斩首！凉州是天下的要冲、国家的屏障，汉高祖刚兴起的时候，就让郦商另外驻扎在陇右；汉武帝开拓疆土，在这里设置四郡，用它来斩断匈奴的右臂。如今一州作乱，就想放弃这一方万里疆土，如果让那些北方的蛮族占据了这片土地，那些士兵强悍、甲胄坚固的人就会在此作乱，这是国家的大患、社稷的忧虑啊。”由此说来，河西是西夏人的必争之地，他们是不会轻易放弃的，这一点很明显。司马光是写过《资治通鉴》的，他怎会不记得傅燮的这些话，而他偏要放弃这个地方，我真不理解他究竟是何居心。何况崔烈说那番话的时候不过就是一个人作乱，傅燮尚且认为应该斩首，而熙河的收复已经十几年了。王安石为了那个地方的善后而出谋划策，即使是赵充国关于屯田的建议，也无法超过他，这从他写给王韶的那些书信中就可以看到。羌人的各个部落归附中原，渐渐地已经被同化了，他们在那些地方耕种、放牧，收入足以供给他们守护那个地方，没有再麻烦朝廷为西部担忧，何必要嫌弃他们，怀疑他们，并且一定要废弃这个地方呢？我推测司马光的意思不过是说，“凡是王安石做过的，我一定要将它废除，然后才感到高兴！”啊，这是把国家大计当作自己泄私愤和复仇的工具了，古代大臣中和他相似的人，我还真没听说过。啊，从这一件事就可以看出，元祐时的那些人像狗叫一样对新法进行攻击，是如何误国，如何使百姓受到伤害的啊。
党争，就是以党派划线，没有是非标准，这种传统在中国可谓长久。司马光还算是个历史学家，他从历史上获得的真知灼见都用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赵充国，西汉宣帝时人，曾率兵平定河西，并提出了著名的《屯田策》，这些都见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
第二，西南夷之役。
中国古代的历史就是汉族和苗族互相争斗的历史。自女娲、黄帝直到大禹，仗打了数百年，汉族的地位才开始确定下来。苗族一天天衰落下去，迁徙到江淮以南。以后，苗族又辗转流落到溪峒一带，从此不再敢与中原抗衡。然而，一个国家让语言不通、风俗不同的两大民族错落相处在一起，终究不是长治久安的办法，所以安抚苗族人的部落，使他们逐渐同化，实在是中国最重要的基本国策之一，至今尚未完成这项伟大的事业。自秦代以后，最能实行这项政策的，前面有汉武帝对西南夷的开发，后面则有清朝两度改土归流，中间就是王安石经略湖川一带的蛮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