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能完全废除科举制度，用学校来代替科举的功能，那是善举中的善举。但是，当学校尚未建立起来，而国家又不能不选拔人才的时候，科举制度也就不能一下子废除。既然不能一下子废除，那么与其考诗赋，则不如考经义。这么做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而苏轼说的那一番话，其一是说即使三代圣人再生于今天，他们选拔人才也不会通过学校；其二是说诗赋虽然无用，但寻找一种新办法来选拔人才，也不过如此；其三是说诗赋何曾有负于天下，并痛斥诋毁开办学校是劳民伤财，纷扰天下。这真是所谓用恶劣的言论来扰乱政治啊，王安石斥责这些人是流俗真是太合适了。如今，科举考试已经被废除，稍微有点儿常识的人都知道苏轼的说法是错的，是不值得深辩的。我在这里讲到他，是想让大家看一看，当时反对新法的人的言论都不能持之有故，也不能言之成理，大概都是这样。通过以上三章，大家对于王安石当时创立的新法大致都有所了解了。还有一些细枝末节，与一个朝代的兴亡大计关系不大，这里就省略了。
（考异七）
世传王安石主持国家大政的时候，曾经设置“宫观祠禄”的官职，以此来处置异己，很多人口口相传，却没有人知道这种说法来自何方。王渔洋的《池北偶谈》进一步确指是在熙宁二年（1069年）增设的，并非祖宗原来就有的，并且引用了邱文庄的《世史正纲》作为证据，而《御批通鉴辑览》也沿用了这种说法。我不知道邱氏是从哪本书里看来的，但从《宋史·职官志》中考证，宫观祠禄这种官职是为了照顾退休、离任或年老不能继续工作的老人，使他们安度晚年而设置的一种闲职，最初人数比较少，熙宁以后有所增加。又说：“按照过去的规定，京城的宫观由宰相执政担任，前任宰相留在京城的，往往授予宫观以示优待和礼遇。”然而，这种制度不是王安石创立的，这一点非常清楚。《宋史》各传中记载前大臣不再执政后接受这个职位的人多得不可胜数，就拿见于《临川先生文集》的人来说，王德用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被授予会灵观使，是在庆历八年（1048年）。贾文元以检校太师任景灵宫使，是在嘉祐二年（1057年），这些都远在熙宁以前。熙宁初年，朝廷讨论废除宫观使、副都监，王安石说：“宫观设置使、提举、都监的确是有些多余，然而现在这种设置都是兼职，有特别安置的，朝廷按照礼仪应该表示尊重，不能以在职来要求。无论废除还是继续设置，关系都不大。如果讨论多余的费用，那么宫观之类自然可讨论，那就不只是宫使、提举、都监可以裁减了。”根据这些来看，在王安石执政期间，哪有增加宫观致使人数增加这样的事？《世史正纲》大概也是根据诽谤者的言论加以采用而已，而邱文庄和王渔洋这样的人对于各种书籍记载的由来都没看全，有什么资格来谈论历史事实？因为讨论王安石的新法，把我的辩词也附在这里。
王安石打了哪些仗
迂腐的儒生诋毁王安石最厉害的是两大“罪状”，其一是聚敛，其二是黩武。王安石的理财绝不是聚敛，我已经说了很多。王安石的用兵能说是黩武吗？这又是不能不辨别清楚的。
如今的外国人动不动就讽刺我们是没有武力的国家。我们轻视武力，不积极发展武装力量，并非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完全是宋代以后程朱理学误导的结果。宋朝人把含羞忍辱作为美德已经很久了，自从澶渊议和之后，举国都把免除兵戈视为幸运，由此开始，增加岁币，被要求割地，好像小小的诸侯国伺候大国，只要别人提出要求，没有敢不遵从的。就像西夏这样一个蕞尔小国，自李继迁、李德明以来，忽而反叛，忽而降服，虽然韩琦、范仲淹相继担任安抚经略使，有人主张战，有人主张守，但环庆路、鄜延路所辖各州仍然是连年死伤不断，百姓更得不到赡养，何尝听说有人为改变这种状况贡献出一计一策。孙子说：“不要指望敌人不来，还是要靠我们自己有所防备。”但在此之前的宋朝君臣确实不去谋划怎么防备敌人，只是侥幸敌人不来。还有西南地区的土蛮，几次蠢蠢欲动，成为宋朝的心腹之患，西南边境也很不安定。处于两大敌人之间，已经一天也得不到安宁，何况还有一些小丑在后面悄悄地窥视。王安石的政策就是先肃清小丑，并借此机会来增加军事方面的经验，然后再对付大敌。而他对付两个大敌的策略就是，如果他们联合起来对付大宋，那么大宋将用一种使他们懈怠的方式拖住他们，先对付那个比较容易对付的，然后再对付难对付的那个。收复河湟是为了控制西夏，控制西夏是为了削弱契丹，这是王安石一生的抱负，他在执政时就开始一步一步地实施了。如今说一说当时的战绩，展示给世界上阅读历史的人，以此来证明用黩武来诽谤他是多么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