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番话可以说是正确的观点。杨时是什么人呢？他是程颐的学生，曾依附于蔡京，谋得个一官半职，学者都尊称他为“龟山先生”，他在孔庙中享受“从祀”的规格，至今没有被废止。而这些儒家学者之所以尊敬他，大概是因为他在排斥王安石学说的时候贡献最大。当时程颐的学生们自以为他们的学说是孔子的正统，凡是和自己不同的，都加以排斥。他们著书讲学，排斥别人的学说以宣扬自己的学说，这固然是学者的本分，应该这样做的。但是，为什么要借助皇帝的力量来封天下人的口呢？宋代的党争在此之前不过是政见不同罢了。等到程颐的门徒得了势，开始是禁锢苏氏的蜀学，不久又提出禁锢王学，从此以后，学界的党争也日益激烈起来，而政界更加水火不相容，以至到了宋朝末年，追究起是谁造成的这种祸端，正派的人不能不对杨时这些人深恶痛绝。
此后，庆元年间（宋宁宗年号，1195—1200），韩侂胄和胡纮指斥朱熹的道学为伪学，并将朱熹一派及其同情者定为“逆党”，史称“庆元党禁”，读史的人都很反感这种现象。韩侂胄的禁伪学确实做得不对，然而是否想过那始作俑者是谁？韩侂胄的做法不过是请君入瓮而已。程朱理学虽然不是我所愿意学的，但我仍然敬仰它，怎么敢狂妄地诋毁它呢？然而对于诸位君子的妄自尊大，排斥异己，非但不敢附和，而且认为中国最近这数百年来学术的不发达就是程朱这些人极力束缚人们的思想造成的，他们是逃避不了这个责任的。本来没必要谈到他们，因为说到王安石的经义，才涉及此事。
熙宁五年（1072年），又建武学堂于武成王庙，选择文官、武官中懂得军事的担任教授，讲解各家的兵法，编撰历代用兵成败的经验和教训，以及前世忠义之士的气节操守，对足以成为典范的进行讲解，学生的名额限制在一百人以内。
熙宁六年（1073年），又在大学设置律学教授四人，凡是在职的官员和学生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入学。同年，皇帝又下诏要求各科进士和被选入官的官员子孙都要加试断案和律令的要旨。
后来，又在大学设置了医学教授，挑选翰林医官以下的官员、上等学生以及社会上的良医来担任，学生通常经过春试来选取，以三百人为限额，设有方脉科、针灸科、疡（创伤）科，考察、提升、补缺的办法大概和其他各学科相同。考试合格的最高可以做到尚药局医师以下的职务，其余的按照等级补官，去做本学博士正录或外州医学教授等。
这是王安石教育施政的大概情况。我们看他的规划实施，基本上还是注重京城的大学，各个州县的学校规模似乎都不大完备。不知道是史书没有记载，还是当时的力量尚有不能达到的地方。至于他的大学，和今日欧美各国相比，虽不能说完备，但看它有律学、医学等学科，与经学并重，就可以说分科大学的制度是从这里开始的。它的起源比起英国的阿士弗大学（疑为牛津大学——编注）更加古老，如果不是中途被废弃，他的事业能继续到今天，难道不足以为之自豪吗？然而，即使像这样仅仅昙花一现，它也已足以成为我国学术史上的荣耀了。
当王安石最初设置律科的时候，司马光上奏说：“律令敕式都是做官的人必须掌握的，何必设置一科呢？假如让学生预先学习它，那么不合乎礼教的行为正是刑罚要制裁的，作为一个读书人，如果能深明大义，自然也能遵守法律，如果他不懂得道义，那么学习法律只能使他成为一个刻薄的人，为政的时候怎能奉公守法呢？这样做也不能培养人才、敦厚风俗。”啊，在今天法制思想盛行的时候，稍有见识的人都知道司马光的这种论调是错的，不用深入地和他讨论。果然像他说的那样，则当今之世各个文明国家，不是曾经学过法律的不能担任官吏，那么他们那里还会有奉公守法的人吗？我一直不理解，司马光对于王安石的每个举措，无论大小，一定不遗余力地进行反对，他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居心呢？我也不理解后世那些读史的人，他们对于当时的每个举措，无论大小，一定袒护司马光而贬低王安石，他们又是怎样的一种用心呢？
第二，选举。
科举取士不是王安石想要做的，他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论述这件事的弊病是非常详尽的。等到他执政以后，却仍然没有改革，这是为什么呢？其中的理由，他自己曾经讲过。他在《乞改科条制札子》中说道：“如今想要恢复古代的制度，以改变今天的弊端，但担心没有头绪。首先应当废除对偶声病一类的文章，即不再进行诗赋一类的考试，让学生们专心研究如何阐发经典的意义。等到朝廷兴建了学校，再到那里修习、研究三代教育、选举官吏的办法，并且施行于天下。”由此看来，废除对偶声病一类的文章，而主要考查对经典意义的阐发，不过是王安石的权宜之计，而并非他的目的，但当时攻击他的人却已经风起云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