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二年（1069年），讨论如何改革贡举法，欲停止诗赋明经各科的考试，以经义策论作为进士考试的内容。直史馆的苏轼上疏谈到他的意见，他大致是这样说的：
得到人才的途径，在于知人；了解一个人的方式，在于考察他的实际水平。如果君主和宰相对每个人都能明察秋毫，朝廷也有切实考察一个人工作能力的办法，那么衙门里的小官吏和差役中未必就没有人才，何必要到学校里去选拔呢？即使用现在这个办法，我认为已经绰绰有余。如果君主和宰相不能对每个人明察秋毫，朝廷也没有切实可行的考察一个人工作能力的办法，那么，即使在公卿和皇帝身边的这些人中，也常常会觉得没有人才，何况从学校中选拔的那些人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即使恢复了古代的制度，我认为也是非常不够的。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该做的或不该做的，事物也时有兴起和废除，即使三代的圣人在今天复生，他们选拔人才也要通过一定的途经，何必非要通过学校呢？而且，庆历年间已经办过学校，所有的人都以为可以期待天下太平到来了，然而至今却只留下一个空名。如今皇上一定要寻求道德高尚又有很大学问的人，责成他去实现九年大成的事业，就要改变当今的制度，使社会习俗发生变化，还要征发民工来修建房屋校舍，聚敛民间的财富，供养这些前来就读的学生。同时，设置官吏，安排教师，并将那些不听话的人挑选出来，贬到偏远的地方去，这只会在社会上造成纷扰，和庆历年间做的有什么区别呢？至于科举考试，有人说，乡试应该以道德为重，不要太看重文章写得如何；有人说，应该专考策论，诗赋就不必考了；也有人希望采用唐朝用过的办法，兼顾一个人的声望，不必把考卷上的姓名、籍贯都封上；还有人主张改变学生们研读儒学经典的办法，不用死记硬背，只考经书的内涵和意义。这些都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怎样才能提高人们的道德品行呢？这就需要统治者通过穷究事物的道理来提高自身修养，并通过为世人做出表率来标明你的好恶。如果认为设立个科目、提出个名目就可以得到人才，就是教天下的人一起弄虚作假。皇上用孝的名义选拔人才，有勇气的人就会割股，胆怯的人就去看守坟墓；皇上用廉洁的名义选拔人才，有人就会驾驶残破的车子，骑瘦弱的病马，穿劣质的衣服，吃粗劣的食物。凡是可以讨好皇上的，都可以拿来一用，讲求道德、品行的弊病，甚至到了这种程度。就文章而言，策论是有用的，诗赋是无益的；但就实际的政事而言，则诗赋、文章都是无用的了。不过，即使是无用的，自祖宗以来也没有人能够废除它们。人们认为，要按照一定的方式选拔人才，能做的不过如此罢了。近世文章写得很华丽的，没有人能超过杨亿，如果杨亿还在，那么他就是忠诚、清廉、耿直、公正的人吗？通晓经典，学习古制，没有人比得上孙复、石介，如果孙复、石介还在，那么他们就是不切实际而又荒诞虚妄的人吗？况且，自唐朝到现在，因诗赋写得好而成为名臣的不可胜数，哪些地方有负于天下，而一定要废除它呢？
苏轼的议论有些奇怪，使人想到今天某些学者的言论，貌似有理，其实是不能深究的。
当权者先要做表率，正人先正己，身教重于言教。
此文见于苏轼《议学校贡举状》。
皇上读了苏轼的上疏，于是向王安石询问。王安石说：“如果说通过诗赋考试也曾得到很多人才，那是因为人们要做官没有其他的路可走，只能参加诗赋考试，这中间不会没有贤德之人，但因此说这种考试制度很好却未必。今天看来，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还是应该寻求治理天下的道理，如果只是闭门读书，学作诗赋，等到做了官，社会上的事情全不知道，这就是科举在败坏人才，还不如古代呢。”皇上于是下定决心，要废除明经及各科进士的考试，废除诗赋的考试，学生从“五经”（即《诗经》《尚书》《周易》《春秋》《礼记》），中任选一经，专心研读，并且兼顾《论语》和《孟子》。每次考四场，第一场考专门研读的经书；第二场考孔孟的书，以书中的要旨为主，共十道题；第三场考试，写论述一篇；第四场考试，写策问三题。礼部考试增加两题，中书省的考试则增加撰写公文或诏令一题。这些就是当时科举制度的大致情况，它沿袭了数百年，一直存留到今天。啊，王安石的良法美意并不只是这一项啊，但都被废除绝迹了，没有一项留下来，只有这项权宜之计，不得已而为之，是王安石想要废除而未能废除的，却沿袭了数百年，毒害天下多少人才，真是令人伤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