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四年（1071），将五路义勇兵改为保甲。这一年，开封府界、河北路、河东路、陕西路对保甲进行统计，都保共有三千二百六十六个，其中保正、保长、壮丁共有六十九万一千九百四十五人，每年节省养兵费用一百六十六万一千四百八十三贯，每年增加训练民兵费用三十一万三千一百六十六贯，而用于民团教练的赏钱，只有一百万贯多一点儿，这里就不多说了。
到熙宁九年（1076），据说，义勇兵、保甲和民兵共有七百一十八万二千二十八人。
王安石致通判比部尺牍
这是保甲法在熙宁年间推行的大概情况。
王安石治理保甲，成绩卓著。保甲开始发挥其警察的功能，盗贼很快就被平息了。在这之前，开封周围有许多强盗，他们攻劫杀掠，每年大约有二百起，到现在却一起都没有了。仅长野一个县，在开封附近捕获的盗贼就有三十人，他们都是被保甲追捕无处藏身四处逃窜的人。然后又通过保甲训练民兵，训练刚开始时，议论纷纷，等到训练结束，武艺学成，超过正规军队。用于训练的经费以及日常消费、奖励和赏赐的钱都从封椿各库和禁军缺额所节省的经费中支出，没有用国家财政一文钱。负责农业的官员亲自主持这项工作，监督、检查都非常精细，县里官员如果有人强迫保甲置办军服，增加百姓负担，骚扰百姓，都要给予严厉处分，所以人们没有敢不遵守法令的。而且，奖励十分优厚，那些在外做官和有实力的家庭，他们的子弟都欣然前来报名参与。由此看来，王安石和宋神宗经营十余年的苦心，可以说没有被辜负啊。可是，宋神宗尸骨未寒，他们的良法美意就完全被破坏了。
元丰八年（1085），宋哲宗继承皇位，当时任陈州知府的司马光首先上疏要求停止实行保甲法，他写道：
（前略）自从唐朝开元年间（唐玄宗年号，713—741）以来，利用民兵的办法已经不成了，戍守攻战都靠招募的长于征战的士兵，民间哪有懂得打仗的人？我大宋建国已经一百多年，天下太平，四方无事，头发花白的老人都不认识兵器。一旦在田间务农的人都穿起军服拿起武器，在田野里奔跑驰骋，那些德高望重的老人都叹息不已，以为是不祥之兆。这件事从一开始调度就很混乱，挨家挨户地骚扰，一户都没有遗漏。朝廷又时常派遣督查的人到处巡视检阅，每到一个地方就滥发赏钱，浪费的钱财何止千百万。这些钱财都是很残忍地从老百姓手里一分一尺收敛来的，使用这些钱财的时候却视如粪土一般。那些乡民百姓只会觉得劳役很辛苦，不会因为给他奖赏就感恩戴德。农民这样辛劳，国家的花费又是如此之大，而这些民兵最终能发挥什么作用呢？如果让他们捕捉盗贼护卫乡里，则用不了这么多人。如果让他们戍守边境，从事征伐，则那些生活在边远地区的外族民众平时就靠骑马射箭为生，攻伐作战是他们的风俗，从小到大没有别的事情。而中原的老百姓大多数从事农业，在田间劳作，虽然把兵器发给他们，教他们武艺，在练兵场上按照阵法或进或退，看上去很整齐，很有章法，但如果派遣他们和敌军遭遇，刚一击鼓鸣镝交战，就可以预料到他们会溃败，这一点不用怀疑。（后略）
啊，司马光指责保甲法的那些理由也不过如此了！我今天就试着和他讨论一下。他说百姓不知道打仗是怎么回事已经有上百年了，所以不能恢复民兵是形势所迫。但是，人为万物之首，最为尊贵，其原因就在于人是善于学习的，就算以前没有见过或亲身经历过这样的事，如果国家用奖赏来鼓励他们学习，那么没有不能训练成功的，更何况百年之前的遗迹并没有完全湮没呀。如果按照司马光的说法，国家一切教育训练的事业都可以不做了，为什么只说保甲呢？他还说，那些德高望重的老人都不认识兵器了，见到身穿军服、手拿武器的人，会叹息并认为是不祥之兆。这些话就更加可笑了。大臣应该为国家谋划百年大计，但是他的政策却取决于边远乡村那些年事已高的老人，天下的事就可以想见了。正是由于人民不认识兵器、不熟悉战争了，执政的官员才主张振奋其精神，并认为这是一件迫不及待的事情。宋神宗和王安石以亲力亲为的精神，要在严格规定的限期内，看到对普通百姓进行军事训练的成果。如果像司马光说的那样做，举国讳言打仗，执冰以嬉，对于歌舞升平来说是很好了，但此后北方外族长驱直入，百座城池都望风披靡，我却不知道它祥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