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一定要到宋朝去寻找证据吗？就以当今的旗兵、绿营和防勇来说，其腐败程度是我们每个人都看得到的。王安石希望能够清除这种弊病的根源，才发现了专门利用乡兵民兵的办法，曾国藩、胡林翼、江中源、罗泽南治理湘军大有成效，用的也是这个办法。“农民都很朴实用力，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在国家有了危难的时候，只有民兵是最靠得住的。”我们读曾国藩的信函，其中这样的论述是很多的，不可计数。如果不是认真做事而且很有经验的人，未必能够认识到这一点。他们所使用的方法首先是按照礼义的标准奖励和供养他们，然后又用荣誉去鼓励他们，使得他们既免除后顾之忧，又具有荣誉感，曾国藩、罗泽南诸位贤人都靠这个来建功立业。日本人每天夸耀自己的民族的大和魂，他们在战场上屡次取得意外的胜利，让世界各国瞠目结舌、备感惊奇，也是凭借这个东西。而中国自秦汉以来两千年间所谓的士大夫何止千万，了解这一点的能有几人？了解它并能把它付诸实践的又有几人？
王安石在当时所推行的各种新法中在保甲法上倾注的心力最多，而他受到的诽谤、抱怨也最厉害。大概其他各种法律主要还是以便利百姓为主，所以批评他的人只有朝廷上那些意气用事的人，老百姓没有人应和。只有到了保甲法，因为和裁减军队相互为用，所以募兵怨声载道，这是其一。由于它的职责就像现代警察，负责维护社会治安，那些做了强盗和窝藏强盗的人自然也不喜欢，这是其二。但这还不是它最受指责的地方，作为一项法律，要让全国每个成年男子无论贫富，无论贵贱，都要习武练兵，还要用纪律来约束他们，那些不愿意做这件事的人也有抱怨，这是其三。
事实上，人之常情都是好逸恶劳的，喜欢放纵自己，而不喜欢被束缚。何况数千年来中国人民习惯了放任自流，尤其到了宋朝中叶，就更加严重，法度荡然无存，上下都习惯了投机取巧、怠惰偷安，已经成为一种本性。一旦把他们组织起来，向他们提出要求，劳其筋骨，并增加他们的负担，老百姓就会觉得对自己很严厉，一定要有所表现。所以，当时朝廷上的大臣听到的和看到的有砍断手指以逃避做保丁的，有父子抱在一起哭号的，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未必都是虚构的诬蔑之词。尽管如此，这些能够成为批评保甲法的理由吗？子产有“孰杀之歌”，孔子有“麛丧之谤”，任何一个政党在改革之初，大多数人都会感到十分痛苦，难道由于这个原因就放弃改革，不再实行新法了吗？那天下也就没有能够革除的弊端了。王安石曾说过：“自古以来，做事没有不靠权势来领导众人却能让上下一致的。”又说：“如果只能顺应民意，听任其自由选择，又何必设立君主呢？”这很像法家主张专制的言论，但政治学的原理其实就是这样。专制制度为人所厌恶，是因为它以个人利益危害国民、危害国家，如果所做的事情是有利于国家、造福于人民的，那么手握大权的执政者强制执行他的政策，有什么不好呢？要求国民必须尽到服兵役的义务，这正是国家必须做的，如果有人要抗拒，就是对国家的叛逆行为。但即使对这样的人，当时的王安石也没有简单惩罚一下了事，而是反复劝说，期待他们慢慢地觉悟，并用奖励劝勉的方式诱导他们。在这里，我看到了一颗充满仁慈的心，而非议他的人却以为他所实行的是“束湿之政”，这是一群有眼无珠的人所持的论调，真是不足以和他们讨论是非啊！
历史有训练保甲成为民兵的记载：
熙宁二年（1069）十一月开始建立《府界集教大保长法》，以王中正、狄谘兼任提举府界教保甲大保长，总共二十二个县，建教场十一所。大保长总共两千八百二十五人，每十个人训练一种事艺，配备教头一人。禁军配备教头二百七十人，都教头三十人，使臣十人。弓有八斗、九斗、一石，共为三等；弩有二石四斗、二石七斗、三石三等；马上射箭有九斗、八斗二等；才能超群的为头等。训练的时候，每月发给俸钱三千贯，每天供应食物，官府还发放武器、战袍，并以银碟、酒醪作为犒赏。
熙宁三年（1070），大保长学成武艺后便成立民团，教练阵法，以大保长为教头，训练保丁。每个都保按照远近编为五个团，在本团都、副保正的居住之地选择空地进行教练。学成武艺的大保长十人一组，轮流教练，五天轮换一周。保丁被分成五队，其中一队教练骑术，兼习马枪，两队教练弓箭，两队教练弩。在开封府界搞好了，再推广到三路，每一路各派文武官员一名任提举，河北路是狄谘、刘定，陕西路是张山甫，河东路是黄廉、王崇拯，支取封椿、养赡、义勇、保甲的钱粮用于民团训练的经费。这一年，皇帝将亲自检阅开封府界保甲民团练成武艺的士兵，录用那些练就武艺的人，剩下的则赏赐他们金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