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现今这种社会制度下，要想推行这种制度是不是可行呢？如今是经济社会，只能根据社会供求关系来调剂，自然会达到一种平衡，所谓自由竞争，正是它不可动摇的原则。如今却要取消这种经济运行的法则，将这种职能完全归到国家的名下，不必说它一定不能达到目的，即使能够达到，也是灾难性的，而且非常危险。大概它最初的意愿是想抑制那些兼并者，但发展到后来，势必由国家自己做了兼并者。兼并者对百姓的危害确实很大，然而有一个兼并者起来了，就不能禁止其他兼并者起来与他竞争，竞争的结果就可能使价格低于平价的水平。如果国家成了唯一的兼并者，而没有人能够和他抗衡，那么百姓的困苦又如何解脱呢？所有这些都是市易法不可推行的理由。
而且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王安石想用一个市易法达到前面所说的两个目的，却不知道这两个目的是不能用同一个手段达到的。银行的性质最不适合兼营其他业务，而普通的商业又最忌用典当的方式贷出生产资金。如今市易法却想兼顾这两种相互矛盾的业务，最后的结果只有两败俱伤。所以，在当时的各种法令中，市易法对百姓的伤害是最大的，且国库所得到的利益也很微薄。王安石的想法虽然很好，但真正实行起来并不能完全按照他设计好的路线走。
第五，募役法。
募役法是对当时实行的差役制度的改革。改变当时对百姓伤害最大的差役制，实行募役法，让百姓交一些请人服役的钱作为招募差役的资金，其实接近于一种人身税，这种办法同当今文明国家的所得税非常相近，是王安石挽救时艰、施恩惠于百姓的最好政策。我们生活在今天，本朝（清朝）自康熙、雍正实行一条鞭法以后，政府从来没有役使百姓之事。说到役法，往往没有人了解它是个什么东西。真没想到，数千年来老百姓辗转死于差役的不知有多少，大政治家王安石出来以后才为他们开启了一条生路，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在享受他的好处。
考察实行差役制度的历史，它的渊源是很古老的，经传中都曾讲到过去有力役之征，即官府或君主征用民间的劳力。其中讲到先王的制度，征用民间的劳力，每人每年不能超过三天。按照这种说法，即使在三代以前，力役之征也是免不了的。古代的租税制度尚不完备，国家财政非常微弱，如果要兴办一些事情，不得不征用民力。就是从人民对于国家应尽的义务来说，这样做也不能说是过分的。然而，君主往往滥用民力而没有节制，所以孟子说，官府征用民间劳力，如果是在耕种收获的时节，就会耽误农时，农民不得不放下地里的农活去服劳役，结果就造成了冻饿离散的严重后果，他们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是可以想见的。秦汉以来，国家一直沿用这种办法，没有进行过改革，到了宋朝，它的弊病就暴露得更明显了。下面摘录一些当时士大夫所记的事实和他们的建议，从中可以看到，王安石的改革是顺应了时势要求的，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而他所制定的法令完善而又周密，通过与此前的人对这个问题的论述相比较，也是很清楚的。
宋仁宗皇祐年间（1049—1054），并州知州韩琦上疏，他这样写道：“州县的百姓是很苦，但没有比在里正衙门服差役更苦的了。一旦战争兴起，对他们的残剥就更厉害了，甚至有守寡的母亲要求改嫁，亲兄弟要求分家，或者把田地送给别人，只求免去上等户，或者用不正常的死亡使自己成为单丁户。用了很多办法，就是想保全性命，摆脱死于沟壑的命运。每个乡分派的差役有多有少，他们的经济能力也有高下之分。假设一个县里有甲乙二乡，甲乡第一等户十五户，共计钱财是三百万贯，乙乡第一等户五户，共计钱财是五十万贯。它们轮番休息，次第服役，即甲乡十五年轮一周，乙乡五年就轮一周，富裕的乡休息时间比较长，穷困的乡休息时间就比较短，破产的农户一户接着一户，这难道朝廷是为民父母的所愿看到的吗？”
英宗时，谏官司马光说过：“自规定农户到衙前服役以来，百姓更加困苦，不敢生产或经商，富裕的人家还不如贫穷的人家，贫穷的人家也不敢成为富裕人家。我曾在村中行走，见农民的生产工具都很少，问他们是什么原因，都说不敢置办。如今想要多种一棵桑树，多置一头牛，家里储存了可以吃两年的粮食或积攒了十匹绢帛，邻居就已经看你是个富户，指名挑选要你去衙前服役了，哪还敢盖房子买地呢？我听了这样的事，十分生气而且伤心。哪有圣明的君王高高在上，四方无事，而制定的法律却使得百姓不敢为长久的生计进行规划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