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强大族以及僧侣也不必纳税和服役，而国家的一切负担都加在这些软弱无力的平民身上。这是欧洲自中世纪以来的弊政，而法国大革命和近百年来的欧洲各个国家的革命，其动机多半都在这里。王安石痛心疾首于这种不平等的政策法令，不怕得罪那些豪强大户，要求这些人也要缴纳助役钱，这是欧洲各国经过亿万人流血才得到的结果，王安石却能巧妙地谋划于朝廷之上，指挥若定，顷刻之间就把事情办成了。他的立法如此完善和周详，已经像前面我们讲过的一样，但仍不敢过于自信，还要张榜公布一个月，老百姓没有疑义了，再定为法令，颁布于天下，正式实施。即使这样，他仍不敢过于急躁，而是先在一两个州府试行，等到它有了成效，再推广到其他州府。所谓勤劳谦虚的君子是一定会有好结果的，不是吗？
自从实行了这个法令，此后虽然屡有变迁，但始终不能被废除，直到今天，人民不再知道还有徭役这样的事，说起这个词，往往不能理解，这是谁做的好事？就是王安石啊！此公之举将尧舜三代以来的弊政一举扫除了，实在是我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最有名气的社会革命。我辈生于今日，已经把这件事淡忘很久了。试看当时人们所说的旧社会颠沛流离、困苦不堪的情形，又考察欧洲中世纪和近代的历史，见其封建时代的豪族僧侣剥削贫民的事实，可以两两相互印证。而对于王安石，我们该如何崇拜甚至顶礼膜拜啊！但是，数百年来，一犬吠形，百犬吠声，至今还在说他是个不切实际的人、执拗的人、苛刻残酷的人，甚至说他以权谋私，是个奸邪小人。啊，我们的国民不知感恩的陋习充分地表现在这里了。
当时制定法令的人曾说过：“如今新法宽厚优待的都是乡村里不能自己表达其愿望的贫苦农民，裁度取用的都是官宦或豪强富户，他们都有控制舆论的能力，看到新法的实行对他们不利，阻挠新法的人一定很多。”果然是这样，当时一些所谓士人君子都先后起来攻击新法，他们所持的理由都是从个人利益出发的。下面举几个例子。
苏辙
苏辙说：“服役的人不可不用乡户（即农民），犹如官吏不可不用士人（即读书人）。”
苏轼说：“自古以来，服役的人一定要用乡户，犹如吃饭必用五谷，穿衣必用丝麻，水上行走必用舟船，陆地行走必用牛马，虽然在这中间也许会有替代物品，但毕竟不是人们经常用的。”他又说：“士大夫抛家舍业，背井离乡到处去做官，效力之余也希望能有一些乐趣，这是人之常情。如果连厨房都萧条简陋，连饮食都变得很粗劣，就像是一个国家处于危难之中，这恐怕不是太平盛世的景象。”
神宗曾与他身边的大臣讨论免役的利弊，文彦博说：“祖宗的法制都在，没有必要加以改变以至于失去民心。”神宗说：“役法的改革令士大夫中的很多人不高兴，但老百姓有没有什么不便利呢？”文彦博说：“你是和士大夫一起治理天下，并非和百姓一起治理天下。”
苏轼
苏轼（1037—1101），自号东坡居士，四川省眉山县人。北宋文学家、书法家、画家。
啊，当时这些攻击新法的人，他们的心肝怎么能像我们看到的这样呢！比如苏辙、苏轼说的那些话，什么乡民服役是天经地义的、不可改变的，他们深受阶级制度恶劣风俗的毒害，以为人生来就有高低贵贱的区别。法国大革命时的贵族和俄国现在的贵族都以这种论调来维护他们的特权，没想到我国所谓有道德、有修养的人也像他们一样。在当今世界上，无论中国还是外国，都没有所谓服役的人，没有所谓征用乡户服役的法令了，并没有不以五谷为食，不以丝麻为衣呀。苏轼看到这种情况，他还能说些什么呢？况且，苏轼对于免除服役的痛恨竟然来自厨房的条件简陋不能让那些从四面八方到这里来做官的人尽情享乐。如果像他说的那样，以此来装点太平盛世的景观，那么盛世确实像盛世了，但还记得我们的百姓为了这个盛世付出了寡母改嫁、兄弟分家，抛弃田产给别人，以免除上等户的差役，不惜非正常地死亡，也要做单丁户的代价吗？还记得我们的百姓为了这个盛世不敢多种一棵桑，多养一头牛，多存一年粮，收藏十匹绢帛吗？就为了少数官吏的幸福生活，却要使多数人民流离失所、忍饥挨冻，唯恐他们死得不快，这简直就是把饮人之血当作快乐，是豺狼才能说出的话！这种话，稍微有点儿心肝的人怎么能够说得出口？没想到这些号称有道德、有修养的读书人却能觍着脸说出这番话来，而且数百年来，那些有道德、有修养的读书人都来随声附和，集中火力攻击为民请命而行为有些“古怪”的贤明宰相，从这里我看到了中国丧失公正的舆论已经很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