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所说，都是为了逃避差役。为了分派差役，北宋政府把农户分为九等，并且规定，下五等户一律免役，上四等户则根据其家产的多少，分别要求服不同的差役。而免去差役的还有太常寺的乐工、进士及第的人家、僧、道、女户、单丁户，城市居民和商贾也都免役，不能免役的只有中小地主和自耕农。
等到宋神宗即位，知谏院的吴充也上疏言道：“衙前征用差役这天，官吏来到门前，他们将怀里抱的舂米的木棒和吃饭用的餐具都记录在册，计算为财产，定为分数，以此来应付官府的需求。以至于有的人家财产已经枯竭，拖欠的赋税和债务都还没有了结，子孙都已经没有了，而担保的邻居仍然要被抓起来。这样一来，民间为了躲避繁重的差役，有土地却不敢多耕种，骨肉也不敢团聚，都是害怕成为人丁较多的上等户。实际上，他们已经没有办法生活下去了。请求朝廷早日制定乡里衙前差役的标准，以便施行。”
三司使韩绛也说过：“危害农民的弊端没有能超过差役的。最沉重的负担是衙前差役，常常使人破产；其次是州役，也需要花费很多钱。我听说过京城的东边有父子二人将要到衙前服役，父亲对儿子说‘我准备去死，这样才能使你免除劳役之苦’，结果父亲上吊自杀了。又听说江南有人嫁其祖母，并与母亲分居以逃避差役的。这种事完全违背人情事理，几乎不忍心再听下去。还有人卖田产给富户，田地归了不必服役之家，而差役还归于本等户。还有一些戕害农民的情况，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希望朝廷内外的官员都能上疏讲明实际情况，并委托朝廷上的官员一起讨论，参考古代的制度，做出决定，使得差役不致产生这么严重的祸患，让农民都知道为了生活去赚钱，并拥有一份乐于工作的心情。”
所有这些上面谈到的情况恐怕还不到真实情况的十分之一，尽管如此，千年之后读到这些文字仍然使人浑身战栗、痛哭流涕，止也止不住。当时遭遇这种厄运的那些人还有人生乐趣吗？这里所说的衙前服役不过是所有差役中最苦最累的，其他的名目多得难以计数。大概衙前服役主要是为官府出力，里正、户长、乡书手负责督催赋税，耆长、弓手、壮丁负责抓捕盗贼，承符、人力、手力、散从官供州县衙门随时使唤，县里的曹司至押录、州里的曹司至孔目官，下至杂职、虞侯、拣稻等，多得不能完全记录下来。各地都根据乡里农户的等级制定服差役的天数，特别规定官员、军队将领、政府中的职员，以及和尚、道士都可以免除劳役。聪明的人投靠这些人家，做他们的佣奴，也可以随之免除差役。百姓把得到官府承认出家当和尚视为脱离苦难，和尚身份证的价值比地契的价值还要高。而普通百姓和地位低贱的农户服役的次数越来越多，生活也越来越困窘，我们看前面摘录的那些奏议就知道，当时的国民经济已陷入困顿之中，情况非常危险，几乎一天都过不下去了。但史书仍然称赞仁宗的时代家家丰衣足食，这就是孟子要发出“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的感叹的原因。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没有比差役制度更严重的了。
在这之前，范仲淹认为，全国设置的县过多，所以造成了差役泛滥、百姓贫困，于是废除了河南府的一些县，并准备将这一措施陆续推广到其他的州府。后来，这个办法受到了旧党的攻击，很快就废除了，那些县也就恢复了。韩琦曾经提出丈量核准每一乡土地的阔狭，以此为依据规定差役的多少，但这些办法只能弥补这个制度的一些缺陷，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司马光说，衙前差役可以实行招募制，其余的差役还是要征用农民，这只是五十步和百步之间的区别。招募就要有报酬，这笔开支从哪里出？司马光想都没想。等到神宗继位，王安石做了宰相时，才排除一切干扰进行改革，开始推行募役法。《文献通考》卷十二记载了大致的情况：
熙宁二年（1069年），神宗下诏让制置三司条例司宣讲新的役法。条例司讲道：综合大家的意见，役法还是以百姓出钱，官府招募服役的人最为便利，这就是先王曾经实行过的，用百姓的钱养官府的官员差吏。下面就把具体的执行标准发给将要分赴各地的官员，请他们提出意见，都说可以。于是，又与诸路逐条讨论：重新计算查点衙前已有的费用是很难的，凡是以前由官府承包给承包商（买扑人）的酒税征收权，他们所缴纳的保证金仍由各地官府支配，和免役钱一起计算，用于官府雇人充役。其中，城镇的盐铁专卖税，过去是专门用于奖赏衙前的费用，不能让民间插手，就按照过去制定的数额仍然作为衙前服役之人的奖赏。还有运送官府物资以及主管仓库、公使库、场驿、税收等工作，过去都曾烦劳当地官府为之筹划，今后这笔费用就可以省了。承符、散从等过去从事最苦、最繁重差役的人要补偿他们的亏欠，并改革役法，革除弊端，使他们不再被差役困扰。凡是有产业、有能力而过去不用服役的人，今后要出钱助役。这些都是其中的条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