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宋史·食货志》记载：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先富起来的往往还是有权有钱的人，由得权力之便。
熙宁五年（1072年），神宗下诏，拿出国库的钱帛作为资本，在京城设置了一家交易市场，即市易务，由三司管辖。先前有一个名叫魏继宗的人，他上疏给北宋政府，其中写道：“京城的百货没有固定的价格，富户豪强，乘人之危，牟利数倍，财富都聚积到一小部分豪强富户的手里，国家财政也显得十分窘迫。所以，请求将用于专卖货物的钱放在常平市易司，选择懂得财政的官员来负责这项工作，并要求守法的商人进行配合，帮助官府了解、控制市场的价格。如果市场价卖得贱了，就提高价格买进来，如果市场价高了，就减价把货物卖出去，所收获的结余则上缴政府。于是，中书省奏请在京城里设置市易务官，凡是可以在市场上交易的货物，以及滞留在老百姓手里暂时卖不出去的货物，都可以根据平抑后的市场价格进行交易，愿意和官府以物易物的听其自便。如果想在这里进行交易，官府还可以根据他的偿还能力借钱给他，限期归还，半年收取利息十分之一，一年翻倍。政府各个部门按照比例向百姓摊派税收，完全依靠纳税之人的供给……在这之后，各个州郡都设置了交易市场，进行贸易业务。”
当年，均输法为什么在实行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废止了呢？对此我曾经是有疑问的。宋神宗和王安石都不是容易被别人的言论左右的人，现在看来，正是市易法的实行取代了均输法。市易法与均输法有一些相似之处，不过，均输法所涉及的只是官府按照定额收取赋税，而市易法所涉及的却是一般的商务，所以它们的范围就有广狭的不同。而且，已经有了市易法，均输法的作用也就寓于其中了，不必再单搞一个均输法。考察王安石推行市易法的原因，他的用意大约有两个。
其一，特别注意经济学上关于财富分配这一方面，用这个办法来抑制豪强富户的兼并行为，保护贫苦的底层百姓。大概那些小本经营的农户、商户、手工业者生产、制造了一些产品，拿到市场上变卖，往往因为豪强富户联手控制市场，压低价格，卖不出好价钱，这就损害了这些商品生产者的利益。豪强富户用很低的价格买进商品，再转卖出去，仍然联手抬高价格，这又损害了商品消费者的利益。王安石思考着如何救济这些底层的百姓，所以他规定，遇到有客户要出售自己的货物而交易有困难的，如果愿意卖给官府，可以到官府办的交易市场进行买卖，勾行人、牙人与客人按照平抑后的价格进行交易。他们卖出商品的时候也按照当时的行情定价，不能卖高价。所有这些做法都是希望社会财富的分配能更加公平。
其二，特别注重经济学上关于生产的这一方面，使金融机构能正常运转，使资本发挥更广泛的作用。实际上，一般农户和小商人、小手工业者从事小商品生产，他们的资本往往都很有限，一定要等到把手中的产品卖出之后，收回成本，才能进行再生产，中间往往因资金不能及时补充而中断，生产能力也因此而显得微弱和萎靡不振。王安石思考着如何能使他们摆脱困境，凡是能有五个人为他作保的老百姓，或者有抵押资本的，官府都可以把钱借贷给他，而以所借时间的长短收取十分之一或分之二的利息。所有这些做法都是为了扩大生产资金的来源。
市易法立法的初衷就是这样，王安石对于百姓的利益也可以说是非常尽心尽力了。然而，市易法果然可以行得通吗？在我看来，王安石制定的各种法令中没有比这个法更不可行的了。为什么呢？就后面这一点而言，市易务只不过是一个银行罢了。
青苗法与市易法都与今天的银行所经营的业务有些相近，青苗法相当于农业银行的性质，市易法则相当于商业银行的性质。
王安石生活在八百年前，就能知道银行是国民经济最重要的机关这个道理，他的见识在悠久的历史上超过了任何人，虽说银行这种事物的性质适合于民办而不适合官办。而且我们看当今世界各国的中央银行，甚至都是集合股份办成的，政府不过是实施严格的监督而已，其他大大小小的银行没有一个不是委托民间开办的，这一点不必多说。如今，每一件事都由政府亲力亲为，并任命官吏来充当领导，且不论其中的事务多么琐碎，和管理政务完全不同，也绝不能把事情办得很好，这是欧洲各国都经过尝试从而证明是行不通的。按照前一种说法，市易法就是一种专卖制度，它的本意不过是要解决有些商品不好销售的问题，由官府来包办。但发展到后来，很容易造成这样一种局面：政府出面垄断所有产品，完全由官府进行买卖。即使做不到这一点，也要由政府出面制定其价格，大概不这样就达不到所谓平抑物价的目的。政府垄断所有产品并委派官吏进行管理，这是近世以来社会主义者所主张的一种理论，看起来，他们之间倒是有相辅相成的地方。按照这种理论，国家就是唯一的资本家，也是唯一的企业家，绝不会有第二个人和它竞争。这种制度是不是真的可行呢？我还不敢断然下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