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位君子既然不屑与他合作，他又不能伤天害理、一事不做去讨好这些人，更不能一个人把天下所有事都承担起来，于是一定要在这些人之外去寻求愿意帮助他的人，又怎么能找得到呢？何况，这些人不帮助他也就罢了，他们还在一旁煽动、挑唆和阻挠，私下里庆幸它的弊端越来越显著，成功的希望越来越小。这样一来，本来可以顺利施行而没有弊端的青苗法因为这些人的缘故，想要它没有弊端，又如何做得到呢？其他的事也和这件事差不太多。
由此说来，我所说的青苗法虽然很好但不一定能够实行，是可以想见的了。假如每个县令都能像王安石一样，那么，这个法是可行的；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就是不可行的。没有办法而求其次，那么，假如每个提举官都能像王安石一样，似乎也是可行的；做不到这一点，就是不可行的。没有办法再求其次，假如朝廷上每个执掌大权的人都能像王安石一样，那么在不可行中还有实行的可能性；做不到这一点，就是不可行的。
然而，青苗法的弊端果然像当时诸位君子说的那样吗？王安石的良法美意，老百姓就一点儿好处也没有尝到吗？我想，事实不是这样的。历史是诽谤王安石的那些人写成的，他们就是要张扬他的恶行而隐瞒他的好处，凡是可以表现王安石功绩之处删除务尽，唯恐有不彻底的地方，尽管如此，仍然不能完全删除。王安石的《答曾公立书》就记载了“开始以为没有人愿意贷款，而实际上前来贷款的人堵也堵不住；后来又担心人们不能还贷款，结果还贷的人多到几乎无法应付”的场面，当时民众欢欣鼓舞的情形从这里是可以想见的。他在《上五事札子》一文中写道：“过去，贫苦的农民向富户豪强借债付息，如今，贫苦的农民却向官府借债付息了，官府把利息定得很低，解救了老百姓的困苦。”这是青苗法实行数年之后所获得的成效。他在《赐元丰敕令格式表》中写道：“开创新法于其他人之前，获得成功却在反对意见兴起之后。”这就是说，王安石罢相之后，新法的效益才显现出来。
当然，也可以说，这些都是王安石自己的看法，不一定令人信服，我们再看看旁观者是怎么说的。河北转运司王广廉入奏时说：“老百姓都欢呼感念这个德政呢。”李定来到京师，李常见到他，问道：“你从南方来，那里的百姓对青苗法怎么看？”李定告诉他：“百姓感到很便利，没有不喜欢的。”李常对他说：“如今整个朝廷都在议论这件事，你千万不要乱说啊。”李定说：“我只知按照真实情况发言，不知道京师的规矩。有人想封住别人的嘴巴，其实是不可能的。”这样说有人也许还会认为，你列举的这些都是依附于王安石，想从他那里获得宠信的人说的话，并不可信。那好，我们再来看看王安石的反对派是怎么说的。
朱熹在《金华社仓记》中写道：“根据我所看到的前代知名人士的论述，对照今天发生的事情来说，青苗法的立法动机并没有什么恶意，出发点还是很好的。”程颢也曾谈到，他后来有些悔恨自己先前过于偏激，这说明程颢先生晚年已经认识到他先前攻击青苗法是不对的。而且，朱熹还写诗歌歌颂青苗法。苏轼在《与滕达道书》中写道：“我们这些人在新法实行之初总是不肯放弃自己的偏见，这才有了与王安石不同的看法。虽然我们也是一片忠心，出于对国家前途的担忧，但说了许多错话，其中很少有符合事理的。如今皇上圣明，国家充满了新的气象，社会风气也明显好转，回过头去看看我们所坚持的，更感到离正确很远了。”这是苏轼晚年对自己的行为的深深忏悔，感叹社会风气的转变，他的这段话与王安石获得成功在反对意见兴起之后的说法其实是一致的。这里所谓的对社会风气的影响，大概指的就是新法的实行，而青苗法正是新法中的一种。
程颢、苏轼都是当时反对新法最卖力的人，他们都这样，如果不是真有成效，他们会这样说吗？由此我们可以推断，与程颢、苏轼同样“深自忏悔”的人还有很多，只不过他们没有把自己想说的话留给后人。还不仅仅如此，元祐元年（1086年），宋哲宗刚继位，就将新法全部废除了。二月废除青苗法，而三月，范纯仁就以国家的经费不够用为理由，请求恢复青苗法。八月，司马光也上奏称，实行青苗法对百姓是有利的，只是不能强迫他们借贷。这些都是写在奏折公文中记入正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