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收到你的来信，承蒙你的指教。我认为，我们交往相处的时间虽然很长，但讨论问题往往意见不合，这是因为我们所持的政治主张存在很大分歧的缘故。我虽然很想向你解释，但想来一定得不到你的谅解，所以只做简单的回复，对于你的指责，也不一一进行辩解了。但又想到你这么看重我，在书信往来中是不应该怠慢无礼的，因此向你详细说明我的想法，希望你能原谅我。
大概学者所争论的问题主要在于名称与实际事物的关系，如果名称与实际事物的关系搞清楚了，那么一些基本理论也就明确了。如今你来指教我的主要是四大“罪状”，即超越职权、惹是生非、与民争利、拒绝劝告，以致遭到天下的怨恨和诽谤。我却认为，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皇上批准的，议定的法令制度也在朝廷上讨论过，然后分别交给各级官吏去执行，不能说是超越职权；实行古代贤明君主的政策来兴利除弊，不能说是惹是生非；为国家改善财政状况，不能说是与民争利；驳斥错误的言论，批评花言巧语的人，不能说是拒绝劝告。至于实行新法会遭到这么多的怨恨和诽谤，我早就料到会这样的。人们沉迷于得过且过已经很久了，士大夫中有很多人都把不关心国家大事，附和流俗，取悦大众作为美德。皇上就是想要改变这种风气，因此我不管反对变法的人有多少，都要贡献自己的力量，帮助皇上抵制这种歪风邪气，这些人怎么能不大吵大闹呢？从前，商朝皇帝盘庚要迁国都，抱怨的人很多都是老百姓，不仅是朝廷里的士大夫。盘庚并不因为有人抱怨就改变他的计划，这是因为他经过思考，认为正确，然后才做的，做得对，还没看出有什么可后悔的。如果你责备我在位这么久，还未能帮助皇上有大作为，使百姓得到实惠，那我接受这个批评。如果说现在一切事情都不该做，只守着从前的那些法令制度去实行就可以了，这不是我敢认可的。没有机会和你会面，说不尽我对你十分仰慕的心情。
这封书信虽然非常简短，然而作者对于事业的坚持、坚守和坚定，以及自信的卓绝坚贞都跃然纸上。我们在千年之后再读这封书信，依然能在这里窥见王安石的精神，令人兴奋不已。按照当时的制度，借贷青苗钱的人，官府收取两分利息，所以批评王安石的人便以此为依据指责他从百姓手里搜刮财富，王安石在《答曾公立书》中谈到这个问题：
前些年我们这里也有发展经济就是最大的政治的说法。
从表面看，理财是一种谋利的行为，但却忽略了其中的政治意义，它不是单纯的经济行为。
来信提到青苗法这件事，新法的实施对奸邪之人是不利的，他们一提反对意见，就有一群不明事理的人随声附和，他们的本意其实不在新法本身。孟子不喜欢言利，他所谓的“利”是指我这一国我这一身的私利，至于说到狗或猪吃掉人的粮食要禁止，野外有饿死的人就要开仓赈济，这是关系到国家政治的大事。国家大事就是理财，理财就是国家政治。一部《周礼》，讲如何理财的占了一半，难道周公是为了“利”吗？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想利用名称和事物本身比较接近这种情况搞乱它，以此来迷惑皇上和公众，但他们并不了解百姓心里是怎么想的。开始以为没有人愿意贷款，而实际上前来贷款的人堵也堵不住；后来又担心人们不能还贷款，结果还贷的人多到几乎无法应付。大概按照百姓的愿望去做事，满足了他们的愿望，就必然会这样吧。然而有人又说，收两分利息不如收一分利息，收一分利息不如一分不收就贷款给他，贷款给他不如白送给他。为什么不白送而必须收两分利息呢？目的就是将来能把这件事继续办下去。如果不能继续办下去，就成了只讲恩惠而不懂得国家政治，这不是给了百姓好处却又不耗费国家财力的办法，所以必须实行贷款的方式。而且，还有官吏的俸禄、运输的费用、水旱灾年的拖欠、老鼠鸟雀的损耗，因此必须有所积累，准备饥荒到来时直接送给人们。这样计算下来，没有两分利息能行吗？而且，两分利息也是过去常平仓的常规做法，怎么可以改变呢？你如果能和懂得更多事理的人讨论这件事，你就会明白，我所说的没有一个字是不合于法度的，而社会上那些喋喋不休、无理取闹的人也是不值得一驳的。
这些都是计入成本的，赈灾更是政府的职责之一。
这封书信真可以说是专为解释为什么要实行青苗法而作的。当时，整个朝廷一派群情激愤的样子，除了与王安石共事的少数几个人之外，几乎没有一人不向青苗法发难的。把那些弹劾他的奏状累加起来，大概可以掩埋他了，但他仍然不为所动，而且宋神宗也不为这些奏状所动，这是什么原因呢？并非只是王安石有强大的自信，并且争取到了皇上的信任，而是当时那些批评他的人实在是没有一句话能指出他的要害，这也是个很重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