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母年纪已大，父亲去世后尚未安葬，弟弟和妹妹又要婚娶、出嫁，家里十分穷困，而人口又很多，很难在京城居住生活。我曾经把这种情况向别人陈述过，请求不要让我参加争取馆职的考试。这样做怠慢了朝廷的诏命，怕是有罪的，幸亏朝廷很宽容，没有太为难我，不仅不再图谋让我去京城任职，还把我看作淡泊名利的人，使得我不再有葬父、嫁妹、奉养祖母的焦虑。我一再推辞避让，不敢去出任地位尊贵显要的职位，说我淡泊名利是可以的，但如今我是为了自己一家的私利而焦急，选择对我有利的事去做，因此说我淡泊名利却不是我的本意。再加上我的知县一职任期已满，等候补缺至今已经两年有余，家中老幼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安置，刚要去新的地方上任，又召我马上进京赴试，实在与我的私人计划有所妨碍。我只是想照顾好自己的家庭，希望皇帝能以慈悲为怀，体察我的本意，收回让我参加馆职选拔考试的诏令，使我能圆满地做完这一次外任。
这是他初次拒绝朝廷的诏令，因为文彦博在推荐他的时候称赞他“恬然自守”，所以他在《乞免就试状》中特意说自己并非淡泊名利，只是因为家中确有具体困难，是从自己的家庭情况出发。在此之前，庆历七年（1047年），他写了《上相府书》。在此之后，至和元年（1054年），他又写了《辞集贤校理状》两篇；嘉祐元年（1056年）写了《上执政书》《上欧阳永叔书》；嘉祐二年（1057年）写了《上曾参政书》；嘉祐三年（1058年）写了《上富相公书》，其中的措辞大致相同。他不是故意想要表现孝顺、友爱的感情，并溢于言表，他的这种做法即使和古人相比，在道德上也不用惭愧。而有人一定要把他的这种做法视为矫情，怎么喜欢诬蔑别人到了这种程度呢？其实，他喜欢担任地方官吏也是万不得已，他自己就曾这样说过：
我不考虑一个人能否胜任这项工作，只把孔子的学说作为唯一的精神信仰，使不能令人满意的品性在孔子这里得到纠正而已。在外为官只做地位低微的小官，这不是我的志向。私下里我把自己比作古代贫困的人，不知道是不是合适啊。（摘自《答王该秘校书》）
我常常觉得，如今出来做官都是道义得不到伸张而个人得到了发展，我看这里是有不得不如此的情况。不出来做官就没有办法维持生计，不出来做官又想找到维持生计的办法，其道义就更得不到伸张了，这一直也是我不得不这样做的原因。我曾写过《进说》一文，以此来鼓励那些能够按照自己意志做事的人，按照自己的意志做事而又很满足，我还没有见过这样的人，不料今天在这里遇到了您。（摘自《答张几书》）
由此看来，像伊尹那样，先在有莘国的田野里耕种，后被成汤重用，并辅佐成汤灭了夏朝，这正是王安石的志向。看自己做不到这种程度，他为此而在世俗之人面前自责已经够多了，而后来的人仍然在私下里议论他，这是一种什么心理呢？
孔子做了掌管粮仓的小吏，就希望进出的数字都是对的，他做管理牲畜的小吏，就希望牛羊长得都很壮实。王安石也是这样，虽然他心里并不想担任这个差使，但既然已经做了，就忠于职守，不肯有一丝一毫的马虎和得过且过，这正是他的学问不欺骗人的道理。王安石担任地方官吏的地方都显示出他治理地方的能力。这在他担任鄞县知县时表现得尤为显著，《王安石传》称他疏通河渠，修治池塘，改善农田水利状况，防止当地水旱灾害；他还把稻谷借贷给农民，秋后偿还，只增加很少量的利息，不仅使县仓里的陈粮得以换成新粮，还能方便农民，不使他们遭受地主豪强的重利盘剥。这就是后来他执政时搞的农田、水利、青苗诸法，这只是在这个县里小试了一把。在《临川先生文集》中有《鄞县经游记》《上杜学士言开河书》《上运使孙司谏书》等，从中都可以看到他在治理鄞县时的一些政绩，这里就不一一引述了。明朝嘉靖年间（1522—1566），陈九川为王安石的文集作序，他写道：“王安石曾经担任过鄞县知县，被称为尊理守法的官吏，死后还受到当地人的奉祀，在庙中享受祭飨，老百姓至今把他视为神明。”数百年过去了，他在民间的影响仍然没有终止，可见他在道德修养和治理手段方面达到了一定的境界。
王安石是喜欢做事的人，不是喜欢表白的人，看他执政之前的政论，也往往散见于他的文集之中。下面我们摘录一两段看一看，由此可见他的政治抱负。他在《与马运判书》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