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异之三）
王安石年轻的时候很少交朋友，曾巩说他不希望别人知道他，而他在《答孙少述书》中也说：“我天性疏放耿直，与世俗总是不能合拍，平生得到的朋友只有很少的几个人罢了。在这方面，您一向是了解我的，数来数去，扳着指头数，也就这几个人。”由此看来，王安石交往之少是可以想见的。而民间却有王安石与周敦颐（濂溪）交涉一事，这又不能不辩白清楚。据罗景纶在《鹤林玉露》中记载，王安石年轻时，是个不可一世的人，却一直想要拜见周敦颐，三次来到周府门前，但三次遭到拒绝。王安石恨恨地说：“我自己就不能读懂六经了吗？”于是，他不再去求见周敦颐。据度正所撰《周濂溪年谱》记载：嘉祐五年（1060年）周敦颐先生四十四岁，东归时，王安石正在江东提点刑狱任上，已经三十九岁了，号称对儒学很精通。周敦颐和他相遇，二人一连几天交谈，不分昼夜。回去以后，王安石认真思考他们交谈的内容，以至于忘了吃饭和睡觉。这里有两种说法，一个说见了，一个说没见，已经自相矛盾，难道王安石年轻时就已经因怨恨而不再见他，而到了三十九岁的时候又上门去拜见他不成？如果说周敦颐最初曾三次推辞不见王安石，那么后来他又自己前往去见他吗？真是太可笑了。这两种说法都是虚妄的不实之词。考察周敦颐的年纪，不过比王安石年长五岁，如果说王安石是年轻人，那么周敦颐也应该是年轻人，即便说王安石求友心切，非常想见周敦颐，而周敦颐与他一样也在求学之时，什么理由使他这样妄自尊大呢？难道是效法孔子与孺悲的故事吗？而且，周敦颐既然没有见到王安石，以一个正在求学的少年，他怎么能一见名帖就断定这个人不能和他交谈呢？周敦颐如果这样做，他还怎么在世上做人呢？何况，按照两个人的年谱，他们一辈子都没有相逢的机会。周敦颐于天禧元年（1017年）出生在道州（又称道县，在今湖南省南部），天圣九年（1031年），他十五岁，父亲就去世了，他随母亲到京城依靠舅舅生活，那么他在十五岁以前一直是生活在道州的。景祐四年（1037年），他母亲又去世了，安葬在润州（今江苏镇江）。康定元年（1040年），他二十四岁了，被任命为洪州分宁县（今义宁州）主簿，才开始来到江西。王安石生于天禧五年（1021年），幼年就随父亲在韶州（今广东韶关）做官，他在《忆昨书》中写道，“丙子从亲走京国”，那时他已经十六岁了。第二年，父亲担任了建昌的官吏，他就在十七岁时到了江宁（今南京）。宝元二年（1039年），父亲去世，他在江宁居丧，即诗中所谓“三载厌食钟山薇”。庆历二年（1042年），他二十二岁，成为进士，到淮南做官去了，而这时周敦颐已经在两年前到了分宁，这说明二人在年轻时未曾有一天在一起，罗景纶的说法从何而来呢？嘉祐三年（1058年），王安石从常州改任提点江东刑狱。嘉祐四年（1059年），他三十九岁。嘉祐五年（1060年）五月，王安石被召回京城任三司度支判官，而周敦颐在这一年的六月解除合州（今四川合川东）签事的职务回到京城，王安石已经离开京城去了江东，他的年纪已经四十岁了。以为二人曾经在江东相遇，年份与地域都不相合，那么邢恕、度正的说法又是从何而来的呢？那些讲学之徒伪造这种说法的目的是想借助王安石来衬托周敦颐吧？然而，周敦颐见不见王安石，对王安石来说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之所以不惜笔墨做这种辩解，主要是看到当时那些诬蔑、诋毁王安石的人肆无忌惮，乃至毫无影子的事情他们也言之凿凿，好像真的一样。其他许多不可信的说法和这件事有相似之处；而真正的事实被抹杀，不再能看到，又不止这一件事啊！
执政前的王安石（中）
王安石早年屡次被朝廷征召到京城任馆职，也就是史馆、集贤院、秘书省等机构的文职官员，但是每次都被他以家庭生活困难、负担过重为理由拒绝赴任。不过，后来朝廷授命他为翰林学士，他却没有犹豫，很快就到京城来了。世上有些学者常常就以这一点批评他本来是热衷于富贵的，以前不过是矫情，故意做出这种姿态，为的是提高自己的声望，时间长了，可以一下子升到很高的职位。啊，为什么不认真考察真实的情况，而学那些舞文弄墨之徒刻意地为人制造罪名呢？王安石开始出来做事的时候，在他自己看来固然很早，而且显得比较成熟，对国家和社会有用固然是他很早就立下的志向。然而，他安于现在所处的地位，努力去做应该做的事，又是他学问修养的本源。如果说他拒绝担任馆职是因为馆职太小，看不起馆职，那么州县小吏就更加低贱了，为何他能安心去做呢？不仅一直安心在这些职位上努力工作，而且主动谋求这样的职位。只是因为他的家较为穷困，母亲年纪也很大了，不得不为了俸禄去做地方官，所以才不惜自己轻贱自己，为的是让自己能安心地照顾家人。到了请他做学士的时候，他的母亲已经去世，家里的生活稍微有些改善，足以供给自家的需求了，所以朝廷提拔他，他也不再推辞了，因为他的生活处境和以前有了很大的不同。由于这个原因，我认为王安石的立身与其说像伯夷，不如说他像柳下惠。而那些对他怀恨在心的人仍然私下里悄悄地议论他，恐怕是太过分了吧。在这里，我选择《临川先生文集》中的一两篇文章来证明我的说法。皇祐三年（1051年），他在《乞免就试状》中是这样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