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令，字逢原，五岁成为孤儿，他虽生活穷困，却不慕富贵，不应科举，坚持操守。王安石在任签书淮南判官时，他曾带着自己写的诗文拜见王安石，二人一见如故，倾心交谈。当时，王令二十三岁，王安石三十四岁，遂结为忘年之交。通过王安石的推荐揄扬，王令的才华渐为世人所知，王安石还将表妹嫁给了王令。不幸的是，王令才高命短，二十八岁时就在贫病交加中去世了，王安石专门为他撰写了墓志铭。
《临川先生文集》中的言论与上面所引类似的还有很多，这里就不全部抄录了，只选择其中比较有特点的，可以借此了解王安石一生自我完善、服务于国家的来龙去脉。他的入世依据理法，他的隐退也不违背社会通行的道义，他幼年时贫困交加，历尽磨难，但从来没有让这种情况扰乱他的心胸，他以卓越的才华自立于这个世界，把古今的学问钻研得很透彻并致力于实际应用。他得到皇帝的支持，以道来治理天下，使得“命”能眷顾他，让他的志向得以实现，他没有什么可以懊悔的。等到他以臣子的身份请求辞官回家时，又能淡然处之，好像忘了世事的纷争。《礼记·中庸》曾说，只做自己职位之内的事，不做自己职位之外的事，不要因为某个职位而委曲求全，做自己不愿做的事。王安石就是这样的人。读了他的这些文章，从而了解到他的学问是大有来历的。其中最重要的就在于对“命”的理解，而又归结为按照理法行事等候“命”的到来。所以，他平生高风亮节，特立独行，做事情总是顺其自然，并不刻意强求。他的功名事业也被看作是他的本性要求他这样做的，并不将一丝一毫的成败得失掺杂在里面，这就是王安石之所以为王安石啊！
王安石坚守道义，自尊自重，并不急切地想要入世做官。但是，像他这种“玉蕴山辉”般的人物不会一直沉默的。贤明的士大夫，凡是稍微了解他的，都愿意称赞他。与他相交最早的是曾巩。曾巩在《与欧阳修书》中说：
“我的朋友中有个叫王安石的，文章非常地古朴，他的行为也像他的文章一样。虽然已经获得了科举的名次，然而如今知道他的人还是很少。他非常自重，不愿被人所知。然而，像他这样的人，古往今来是不常见到的，如今缺少的就是他这样的人。平常的人成千上万，但像王安石这样的人却是不可缺少的呀。”
而陈襄在他的推荐信中把王安石与胡瑗并举，称赞他才华与品性都非常出众，认真钻研古人的学问，他的文章和所做的工作都为人们所称道。皇祐三年（1051年），宰相文彦博也把王安石和韩维一起推荐，于是有了集贤院校理的任命。嘉祐元年（1056年），欧阳修又把他和包拯、张环、吕公著三人共同做了推荐，说他的学问和文章在当代很有影响，他严守道义，绝不苟且，自尊自重，议论通达明白，而且兼有实际的才干，没有他不能做的工作。朝廷屡次召他进京，但他却安心在下面做微小的官吏，不肯到朝廷来任职，并不是故意做出一种恬适、不求进取的样子，而只是专心于自己职位的责任。
（考异之一）
《宋史·王安石传》说到曾巩曾携带王安石的文章给欧阳修看，欧阳修大为赞赏，为他宣扬，选拔他做了进士。今天看来这是不实之词。曾巩修书给欧阳修，其中有“王安石出使河北”这样的话，这件事发生在庆历六年（1046年），而王安石成为进士应该在庆历四年（1044年），而且曾巩的书信中已经明确说到“王安石已有科名”这样的话。很显然，王安石获得进士这个称号并不是由于欧阳修的宣扬和选拔。《宋史》开口就是诬蔑的话，怎么能取信于读者呢！
（考异之二）
《宋史·王安石传》又说，王安石本是湖北人，朝廷上没有人知道他。因为韩、吕两个家族都是大家族，他想借助这两大家族的势力，便与韩绛、韩绛的弟弟韩维和吕公著结交为好朋友。这三个人都颂扬他，他的名字才开始被许多人了解。这又是不实之词。陈襄在皇祐年间（1049—1054）写信推荐他的时候，已经称许他的文章和工作在当时是很出名的。欧阳修也说他的学问和文章在当时很有影响。而韩维这个人，文彦博是把他和王安石一起推荐的，吕公著也是与王安石一起被欧阳修推荐的人。这样看来，韩、吕两家怎么能够使王安石可以倚重，而王安石又怎么会去倚重韩、吕两家呢？从皇祐至熙宁大约二十年间（1049—1067），王安石名满天下，像范仲淹、富弼、韩琦、曾巩等人，都对王安石表示赞赏，在他们的文集以及其他记载中都是清清楚楚，可以考察的。然而，这些情况《王安石传》全不曾涉及，就连文彦博、欧阳修推荐过他这样的事也被埋没了，却说他不过是借助韩、吕两家的势力罢了，这对诸位君子发现人才的好眼力也是一种侮辱、一种伤害。诋毁一个人竟然怎样卑鄙的方法都可以用啊！我为什么要这样为这件事而争辩不休呢？以王安石高于当世的名望和节操，即使在他去世之后，反对党首领司马光仍然称赞他。而按《宋史》的记载，王安石是专为利禄的无耻小人，他们自称都是所谓知命守道的人，却用一些假话来欺骗读者，他们的做法严重地玷污了王安石的人格。我虽然不喜欢辩论，但又如何做得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