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对当时国家所面临的形势发表的看法，可以说是广博、深刻、切实、明白的，而他不得不变法的理由也都体现在这里了，因此，他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也说：
皇上难道能够永远靠天赐的侥幸获得安全稳定，而没有一天的忧虑吗？汉代的张角，动员了三十六万之众，在同一天起兵，所在郡国的官吏没有一个发觉的。唐朝的黄巢，横行天下，所到之处，官兵没有敢抵抗的。……而当今朝廷的大臣们，没有一个肯为皇上做长远打算，没有一个为国家的长久利益着想，我对此感到迷惑不解。从前，晋武帝在位的时候，得过且过，并不为子孙的长远利益进行谋划，当时执政的大臣们，也都是苟且偷安、随声附和的人，于是社会风气败坏，礼义、法度被抛弃在一旁，从上到下都这样做，没有人认为是不对的。而有见识的人，早就料到了将来国家必然会大乱。后来果然天下大乱，中国陷入被外族分裂的状态达两百余年……我希望皇上能以汉朝、唐朝、五代动乱灭亡的原因为镜鉴，警惕晋武帝苟且偷安、因循守旧所造成的祸患……
宋仁宗时代号称是宋朝的全盛时代，举国欢天喜地，到处都在大唱颂歌，只有王安石对这个国家所面临的危机表现出深深的忧虑，甚至不惜用晋武帝这样的例子去警醒他的皇上，他是担心中国再次沦落到被外部势力瓜分、侵占的灾难中。难道王安石是杞人之忧吗？其实，靖康之祸，王安石已经预见到了。
王安石的时代（下）
王安石所处的时代虽然内忧外患、贫弱交困、弊端丛生、危机四伏，但是作为若干世纪才出现一个的人才，又遇到一个想有很大作为的皇帝，他要拨乱反正，改革政治，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几乎是易如反掌。然而，他的成就并不像人们所期待的那样，原因何在呢？显然是受到了朋党的拖累。宋朝的朋党之祸患虽说兴盛于王安石之后，实际上却滥觞于王安石之前，这一点是必须追述的。政党作为一种事物，产生在政治进化之后。国家产生了政党，不是一件坏事，而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好事。虽然如此，也是有条件的：其一，政党只能生存于立宪政体之下，是与专制政体不相容的；其二，作为政党，应该坦然接受结党这个事实，尤其不应该避讳结党的名声；其三，争辩讨论的问题应当集中在政治问题上，宫廷问题、个人私德问题、学术异同问题等都不应该掺杂在里面。但是，宋朝所谓的党和上面所说的政党没有任何相同之处，所以我不能称它为政党，而只能用它的旧名，称之为朋党而已。中国在此之前的党祸，像汉朝的党锢、唐朝的牛李之争，在此之后的党祸，像明朝的东林党和复社，都可以说是小人陷害君子。只有宋朝不是这样，其性质复杂而且非常混乱，无论聪明还是愚蠢，无论贤明还是不肖，都自投罗网，掉在那锅鼎沸的热汤中。用一句话来概括，无非是士大夫们意气相争而已。推算宋朝朋党特别兴盛的原因，一是由于尊崇文人而轻贱武将，二是由于中央权力过度集中。宋太祖的政策是要千方百计抑制他的臣属，使他们不能凭借武功来自我炫耀，而有才华、有本事的人势必都要走从政做官这条路。他把兵权、财权完全集中于中央，管理民众的部门、统辖一方的官署、官吏的升迁罢免也由中央来决定，实际上权力都集中到皇帝一个人手中。那些年老的旧臣在他的优养之地并不像汉代的郡国守相那样，可以按照他的意志行使种种权力，而且对他们也要严格考核，以决定对他们的罢免和升迁，使他们明白这是不容易的。所以，优秀的人才、想要建立功名的人都集中到京师来了。而宋朝的京师又和当今世界上那些有国会的立宪国家不大相同，那里可以让很多读书人展示他们的才华，而在这里可以参与讨论国家政治的人不过两三个执政者而已。还有少量的翰林学士和御史纠察官员，作为执政者的后备之人。这样一个大国，人才如此众多，却只有很少的位置可以让读书人借此而建功立业，他们相互争夺，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所以，说宋朝的历史是争权夺利的历史，也是可以的。品性不好的人争这个职位是为了谋私利，贤明的人争这个位置是为了实现他的志向，争来争去，争得形同水火、势不两立，意气也就从这里产生了，他们结成朋党，彼此之间相互诋毁，这样一来，党祸就与宋朝相始终了。
宋朝的朋党之祸虽然在宋哲宗的元祐、绍圣年间（1086—1097）闹得非常厉害，但它的兴起却在宋仁宗和宋英宗这两朝。宋仁宗时，范仲淹与吕夷简发生矛盾，这是朋党之祸的初始阶段。后来到了宋英宗在位时，发生了著名的濮议之争，就使得朋党之祸更加铺张扩大了。最初，范仲淹上《百官图》讽刺宰相吕夷简任用亲信，又上疏批评时弊，被吕夷简指责为离间君臣、引用朋党，罢了权知开封府职事的官。士大夫之间有人同情范仲淹，有人支持吕夷简，互相指责对方为朋党。后来，吕夷简的宰相兼枢密使职务被罢免，宋仁宗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石介作了一首诗，称赞革新派，批评保守派，指责反对革新的夏竦等人为大奸。石介的行为使夏竦等人深深衔恨在心，自此成为死敌。当时，与石介同朝为官的孙复读了这首诗后提醒他说：“你的灾祸从此开始了。”宰相一职，范仲淹只做了几个月。史书记载，他严格限制各级官员享受恩荫的子弟及亲戚的人数，对在职官员的政绩进行严格考核，按优劣分别升降。他不分昼夜地为国家操劳，希望能使天下得到太平。但是，他的改革大刀阔斧，急于求成，涉及的范围又很广，很多人都认为不可行。当时，范仲淹亲自到各地考察官员们的工作，遇到不称职的官员坚决罢免，闹得很多人怨声载道。他还不讲情面，考核官员的制度非常严密，不给侥幸者一点儿机会。正因为如此，主持“新政”的范仲淹等人遭到各种无端的诽谤，攻击他们结为“朋党”的论调也渐渐影响到了皇帝。反对党乘此机会大肆攻击，不惜造谣中伤，使得范仲淹与杜衍、韩琦、富弼同时被罢免。王拱臣曾公开说：“我把他们一网打尽了。”这种气焰和石介的诗好像出自一人之口。后代研究历史的人没有不抬高范仲淹贬低吕夷简的。当然，范仲淹胸怀广大，拥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绝不是吕夷简这种人能够相比的。然而，吕夷简也不过是个平庸之辈，贪恋权势、想做高官的人，如果把他说成是大奸大恶，那么宋朝百余年来的宰相像吕夷简这样的人比比皆是，难道都把他们说成是大奸大恶吗？何况当时与吕夷简一起攻击范仲淹的人也有许多被后世看作君子的人，这又如何解释呢？事实上，宋朝的朋党无所谓君子还是小人，纯粹是读书人之间的意气之争，最后发展到相互倾轧。庆历年间（1041—1048）已然如此，这种风气一形成，到了宋英宗治平年间（1064—1067）自然就有了濮议这一大公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