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离南郊祭天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朝廷的事情很多，御史们的议论也稍微平息了一些。皇上也没有时间告诉太后，中书省就更不提及这件事了。郊礼祭天结束后，到了第二年的正月，御史们的奏章又来了。中书就将原来写好的方案又呈送上去，请求皇上降诏。皇上说：“等我两三天内禀过太后，就可以实行了。”没想到，这天晚上，皇上忽然派遣高居简来到曾公亮家，颁布了皇太后的手谕：“允许皇帝认濮王为亲。”又说：“濮王应该称皇，三个夫人也应该称后。”这和中书省进呈的方案大不一样，而称皇、称后这两件事皇上事先也没有说过。当初中书省进呈的方案也只是请求皇上直接降诏实行，并没有一个字涉及皇太后。而皇上也只是说，需要“禀过皇太后，然后再实行”，也没有说过要请皇太后颁布手谕啊。这几件事都不是皇上的本意，也不是中书省的本意。这天，韩琦因为祭祀正在斋戒，只有曾公亮、赵概和我在垂拱殿门的阁子内，互相看着都很惊愕，因为这件事来得太意外了，没有人知道该做什么。于是大家就派人到斋戒的地方去找韩琦，一起来听取皇上的旨意。不一会儿韩琦就到了，来不及交谈，就一同来到大殿上。韩琦上前奏道：“我有一个意见，不知道是否可行。”皇上说：“怎么样呢？”韩琦说：“今天太后手书中提到的三件事，称亲这件事可以奉行。而称皇、称后这两件事，请求皇上一定推辞。再降一道诏书，只答应称亲这一件事。然后，把我们前些日子进呈的那个方案中提到的那几件事，将他的坟茔改建为陵园，在园中立一座庙，让王的子孙能按时去祭拜等写成手诏，然后实行。”皇上很高兴，说：“很好。”于是就依照他的说法颁布手谕去实行了。刚开始，朝廷内外的人受到御史们的蛊惑，都说朝廷尊濮王是想夺仁宗的正统地位，所以人们的情绪十分激昂，等见到手谕，实行的内容不过如此，都认为朝廷处置得很合理，再没有什么异议了，只有那些提议称“皇伯”的人仍然认为称亲不对。
这时，吕诲等人已经被贬，闭门不出，也知道形势不能阻止，于是就抓住称亲不对这一点，更加放肆地诬蔑和诽谤。他们说，韩琦串通了宦官苏利涉、高居简，把皇太后的思想搞乱，这样才下了手谕。又专门指出，我是首先提出建议的人，要求杀了我以谢祖宗。他们将奏章送进宫中，副本就给了进奏官，让他帮助传播。吕诲等人既然想得到罪名后离开这里，所以每次去见皇上都表现得傲慢无礼，唯恐皇上不发怒。皇上也多次下谕对中书省说，吕诲等人遇到皇上不再讲君臣之礼。然而皇上性情仁厚，不想因为濮王的事处置御史们，所以就尽量包容他们。时间一长，发展到这一步，知道他们是不能再留下了，就这样还多次派遣宦官到家里召见他们，授予他们官职，但他们竟不出来接旨，只好让他们以原来所任的官职到外地去赴任。濮议这件事，从中书省开始提出方案到后来称亲立庙，皇上没有说过一句如何加封的话，只是虚心地把这件事交给大臣和有关部门，只是根据他们的建议举行了典礼。不称“皇伯”而称“皇考”，也只是中书省的提议，皇上并没有规定一定要怎样称呼。而吕诲等人多次上疏，很久都没有做出决定，大概是因为皇上认为这件事很重大，不能轻易答复吧。而且，已经颁布手诏不准议论这件事，所以称“皇伯”还是称“皇考”，这一切都被放在一边，不再讨论了，也不是有意非要么办。皇上曾对韩琦等人说，当年汉宣帝即位八年，才开始讨论追尊“皇考”，近来中书省的奏章为什么这么急呢？由此可见，皇上对这件事是看得很重的，不敢轻易去讨论，怎么能说是过分地追封呢？至于说中书省不敢用“皇伯”这个称号，更是无稽之谈，他们只是遵从典故罢了。其他追封的礼数都没有来得及讨论，大概是因为“皇伯”“皇考”的称呼问题还没有定下来就把争论停止了，所以没有来得及讨论追封的礼数，以后讨论的只是在陵园中立庙罢了。像吕诲等人多次引证汉哀帝、汉桓帝的故事，目的是要诬陷别人，也没有在讨论中谈到。刚开始，吕诲等人决意离开朝廷，皇上屈尊挽留他们，而他们不肯留下。赵瞻这个人在他们几个人中尤其平庸低下，更加不知体统，他在别人面前扬言说：“近来皇上只不曾下拜来挽留我罢了。”以此来自夸有德。而吕诲也对人说：“过去朝廷对于御史们所说的事十件能做三四件，让我们这些人面子上过得去，也不至于非要离去。”由此说来，朝廷在濮议这件事上难道有什么过错吗？放逐那些御史难道是皇上的本意吗？吕诲等人的离去难道是专为了濮议这件事吗？士大夫只看到吕诲等人的诬陷之言，却不了解濮议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不追究吕诲等人的用心，认为只要是因为进言被罢官就是忠臣，争相赞美他们。他们果然像吕诲等人预料的那样，因此得到了虚名，而且推荐吕诲的人也想借此博取名声。以宣扬皇上的缺点来彰显自己的优点尚且是不行的，何况是诬蔑皇上来邀买自己的虚名呢？啊！如果吕诲这种人的心迹不败露，诬蔑和诽谤得不到澄清，那么先帝的心志也不能为后世所了解，就是我的罪过了。所以，我要公正地写出事实，以备史官们采用。